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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的調整、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貧困人口多來源於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採掘、製造、建築和商業等行業。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資料顯示：貧困發生率從高到低依次為社會服務業（）、建築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煤炭等採掘業（）。我國貧困人口多在內陸地區、“三線”地區、計劃經濟色彩仍然較濃的地區。有資料顯示，中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為，西部為，而東部沿海地區則只有4％。
人人都要爭取實現經濟自由的夢想（4）
4。財富集中度高
據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5年對全國54000多戶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佔總體2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長；佔總體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長。最高組與最低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1擴大到∶1，最高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最低組。占城市居民10％的富人佔有45％的城市財富，而同樣比例窮人只擁有城市財富的。
根據國家發改委2006年“全國城市居民綜合社會調查”提供的資料資料及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相關資料資料，我國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僅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擁有收入的。
可見，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卻只有著少數財富，財富越來越趨向於集中。從我國財富在人群中的這種分佈態勢來看，已經到了必須引起各界特別是高管層重視與警戒的嚴重地步。問題的嚴重性不止於此，我們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貧困人口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我國在扶貧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國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來看，貧困人口界定的標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國際通行標準和購買力評價折算（中國的貧困線實際為年收入924元人民幣），那麼，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當有7580萬人。如按世界銀行貧困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卻有2億人之巨。
5。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實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分配製度與政策設計滯後於改革開放的程序，收入分配秩序較為混亂，有失社會公平，形成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已形成“埃菲爾鐵塔”型的收入層次和人口階層規模結構。具體表現為現實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收入層次和人口階層規模結構與最優的收入分配格局偏差過大，低收入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居民比重過大，貧困人口規模較大。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形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問題是貧困人口及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與高收入居民群體的差距過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公共部門和壟斷行業的不合理收入過高，國有獨資及國有控股企業高層、中層和基層職工收入差距過大。
實際上，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本身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機制以及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收入層次結構和人口階層規模結構。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是保持社會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礎，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須透過市場機制與政府調節相協調的制度與政策加以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反映出一定程度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收入層次和人口階層規模結構，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對經濟社會的健康穩步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三、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有多個方面，但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原因是體制性因素，另一類原因是市場機制因素。
人人都要爭取實現經濟自由的夢想（5）
1。二元經濟結構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主要決定於我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即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二元經濟結構。目前理論界較多關注的是由歷史等綜合因素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在制度創新和對外開放等諸多方面都處於優先發展地位，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快，構成了較完備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中西部地區無論是發展模式還是發展速度都與東部地區產生了較大差距，兩個區域間的經濟聯絡越來越困難，已形成了新的二元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