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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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及北伐的準備，都預示著一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老舍雖然遠離祖國，遠離革命的漩渦，但他十分關心祖國的命運，國內人們高漲的革命情緒同樣對他發生了積極影響。這種積極的影響也反映在他的第二個長篇《趙子曰》的創作上。朱自清先生最早指出了這一點：“老舍先生寫李景純，始終是嚴肅的；在這裡我們看見作者的理想的光輝。”如果說，《老張的哲學》只有絕望，那麼《趙子曰》便有了希望，這種情況，“或許與我們時代有關，書中有好幾處說到革命，可為佐證。在這一點上，趙子日的力量，勝過老張的哲學。”（注：　朱自清：《〈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

《趙子曰》中，對天台公寓學生生活的描繪佔去了不少篇幅，但從結構上看，貫穿全書的若隱若現的王女士的遭遇才是情節的支架。圍繞著對王女士的不同態度，天台公寓的大學生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對立，在這種對立和矛盾中，作品為我們勾畫了幾種型別的大學生的精神特徵。

在王女士個人悲苦的經歷中清晰地顯現出洋場惡少歐陽天風的卑劣面影。如果說，《老張的哲學》中的老張，在性格上既有腐朽的封建意識的投影（這是主要的），又夾雜有半殖民地化的色彩，那麼，歐陽天風的性格則主要是二十世紀“西洋文明”造就的怪胎。他寡廉鮮恥，心毒手狠，又裝出風度翩翩的樣子，名為大學生，實為衣冠禽獸。他玷汙王女士，之後又企圖“賣”掉她；他甚至想假賭場妓院的密友賀金山的父親京畿守衛司令賀佔元之手殺死張教授。他鑽營於反動的政界，同軍閥勢力明來暗往，這使他的行為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其實是黑暗勢力的“洋式”鷹犬，靠殘害無辜養活自己。

作品還以悲憫的感情描述了趙子曰、莫大年、武端這樣一些善良的、可笑的、糊塗的年輕人從沉迷到覺醒的歷程，特別是趙子曰從“混世”到“救世”的覺醒歷程。在這種描述中就包含著作者對生活的希望。這是《趙子曰》在整體構思上同《老張的哲學》不同的地方之一。

趙子曰的性格有一點阿Q的影子。他在名正大學讀書。他學過哲學、文學、化學、社會學、植物學，每科三個月；不要文憑，不要學位，“只是為學問而求學”。他打牌、票戲、喝酒、下館子，每月至少給他父母寫兩封信催促匯款。考試結果的揭示把別人的姓名都念完，才找到“趙子曰”三個墨飽神足的大字，他有點不高興，但又照著鏡子勉勵自己：“倒著念不是第一嗎？”於是那一點不高興也就雪花似的消融了。他好虛榮而又糊塗，聽到別人捧場，就忘乎所以。歐陽天風看準他這個弱點，或以美言諛詞投其所好，或以介紹情人拖他下水。趙子曰就在這樣的奉承下昏天黑地的混鬧一番，他參加學潮，捆校長、打教員，不過是“為博別人的一笑，叫別人一伸大拇指，他並沒有和人決鬥的勇氣。”他總是處於一種混沌狀態中，並不知道應當如何立身處世。他“找老人去問，老人撅著鬍子告訴他：‘忠孝兩全，才是好漢。’找新人去求教，新人物說：‘穿上洋服充洋人’！”他生活在“五四”運動以後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閉著眼瞎混”，一時找不到“光明之路”。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混鬧”，這就是一切，並以為是“革命”。這是當時不少標榜為“新人物”的青年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趙子曰不過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代表而已。老舍對於這一類人多所諷刺，這在作品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趙子曰的性格具有兩重性。他並不是一個壞人，他也有可愛的一方面。他是一個站在歧路上的“迷羊”，善良、富於正義感，又有些怯弱。他的“心好”。他曾經在天津試圖搭救淪落風塵、被一個退職的奉系軍官凌辱的譚玉娥，就是一個證明。當他不覺醒的時候可以聽任歐陽天風牽著鼻子走向邪惡；當他聽了正直、進步的青年李景純的開導以後，又有心向善。特別是當他發現歐陽天風企圖拐騙、傷害他曾經一度鍾情的王女士時，他看清了歐陽天風的為人；看到李景純為救助王女士和張教授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變化。作品結尾時，趙子曰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他不再是過去的昏天黑地胡混的闊少，也不再是聽兩句恭維話就飄然欲仙的可笑的“名士”，更不是美醜莫辨的蠢人了。李景純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悲慘結局撥開了他的眼睛，歐陽天風勾結軍閥殺人的狠毒無恥使他懂得了剪除軍閥及其幫兇的刻不容緩。他對武端說：“幾時有機會，再把他（李景純）埋在公眾的處所，立碑紀念他，他便是歷史上的一朵鮮花，他的香味永遠吹入有志的青年心裡去。老武！這是你的責任！你辦完了這件事，是願和軍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