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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老張在吞吃李靜這些少女的青春，還有姑母、街上的看客一流人在七手八腳地把李靜她們往死路上拖。老舍對這種景況，是深惡痛絕的。他在本書第二十八章，關於新年一節，有如下一段話：
新年！難道不是？
快樂！為什麼不？
賀年！誰敢不去？
“！”對了！“？”自尋苦惱！
沒告訴你世界就是那麼一團亂氣嗎？
蝸牛負著笨重的硬殼，負著！
傻象（其實心裡不傻）插著長而粗的牙，插著！
人們扛著沉而舊的社會，扛著！
熱了脫去大衫，冷了穿上棉袍，比蝸牛冬夏常青穿著灰色小蓋聰明多了！
社會變成蝸牛殼一樣，生命也許更穩固。夏天露出小犄角，冬天去蟄宿，難道不舒服？
一時半刻那能變成蝸牛，那麼，等著吧！
僵死的社會，遲滯的生活，千百年來一成不變的倫理道德、風習、心理，雖經“五四”運動的衝擊，然而在市民意識深處，仍然是萬古不變的老規矩，並沒有什麼大變化。也許，這裡表現著作家的悲觀，卻也是大部分的真實。李靜生於斯，長於斯，這種環境也就為她準備了悲劇的結局。“花謝花開，花叢中彼此不知道誰開誰謝！風，雨，花，鳥，還鼓勵著世界的燦爛之夢，誰知道又少了一朵鮮美的花！她死了！”王德在大鬧婚堂之後，大病一場，終於就範於家長給指引的生活之路，同一個不相識的姑娘結了婚。這其實也是一個悲劇的結局。李應同龍鳳姑娘的戀愛，由於老張的機謀權詐，也遭到破壞，龍鳳隨父親龍樹古逃債遠走奉天，開始還想等著李應，後來迫於環境，也下嫁給富人子弟。事實上，也以悲劇告終。固然，老張是兩對青年男女愛情離散的罪魁，但是傳統的封建意識、傳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形的桎梏。對付老張可以採取公開的抵抗或遠走他鄉的辦法，而對於瀰漫於整個社會的封建傳統道德觀念的重壓，卻即使走到海角天涯也難於逃脫。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示了作品反封建主題的深刻性。這在當時無疑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作品還接觸到市民中的其它階層，比如車伕、警察、聽差、小商人等，雖筆墨寥寥，僅一二細節，卻也寫得生動逼真。趙四是老舍筆下最早出現的洋車伕，後來這個職業的人物反覆出現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作品以簡潔的筆觸介紹趙四的身世，他“在變成洋車伕以前，也是個有錢而自由的人”，後來他淪為洋車伕，受盡人們的白眼和冷漠。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有錢便是好漢，沒錢的便是土匪，由富而貧的便是由好漢而土匪。”在趙四的感嘆裡，說盡了舊社會的是非顛倒、世態炎涼。作品在寫到這些普通市民時，對於他們的世故、愚鈍、麻木，有溫婉的諷刺；對於他們輾轉於困苦的境遇中掙扎求生的景況，又飽含同情。
綜上所述，《老張的哲學》在題材上開拓了一個新的方面，把普通市民的生活引入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內容，在人物刻劃上以獨特的諷刺手法塑造了老張、南飛生這樣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這些無疑都是老舍對現代長篇小說創作所做出的貢獻。
但是也應該看到，作家思想上的侷限也給小說的主題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小說的結局，惡勢力飛黃騰達，“小人物”們無端被吞噬，這一方面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某種悲觀情緒。其次，處理李老人、李靜、王德同老張的尖銳矛盾，由孫守備出面從中斡旋，帶有很大的偶然性，無論從事實上，還是從事理上都象是從天上掉下的“救星”。孫守備原本是來阻止孫八與龍鳳姑娘婚禮的，結果錯中錯，適逢王德大鬧婚堂，於是仗義執言，阻止了老張強娶李靜的婚事，並以一千多塊錢解囊相助為李靜解脫了危難，為李老人擺脫了困境。這種處理方式使孫守備成了人道的化身。當然，作品的最後結局並未由於孫守備的干預而有所改變，說明作家還是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但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鋒芒。老舍後來在檢視自己早期長篇小說創作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這樣的分析是符合作品實際的。
《趙子曰》
老舍動手寫作《趙子曰》，大約在一九二六年初。這時候國內的時局已經發生革命性變化。國共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統一戰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