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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風是使人吃虧的事。看吧，從古至今，那些能傳久的作品，不管是屬於哪一派的，大概都有個相同之點，就是它們健康，崇高，真實。反之，那些只管作風趨時，而並不結實的東西，儘管風行一時，也難免境遷書滅。在我的長篇小說裡，我永遠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風與技巧；我寫我的。……”（注：《寫與讀》。）老舍把文學作品視為“人生的教科書”的這種看法，同文學研究會提倡的“為人生的藝術”觀點，是不謀而合了。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中曾經宣稱：“將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已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老舍同文學研究會的重要成員鄭振鐸、許地山均有密切來往，他從讀書和寫作實踐中領悟出同他們大致相近的文學觀點，是很自然的事。當然，老舍在當時還沒有用明確的語言表述出來，但他以這種文學觀指導自己的創作，則是確定無疑的，這從他最初三部長篇的思想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新文學運動歷史上，一些傑出的作家、詩人，在他們創作活動的初期，都曾經接受過歐洲文學的影響，有的是在歐洲文學的啟示下開始從事創作的。魯迅說他的《狂人日記》的創作，“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注：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郭沫若的《女神》則分明烙印著惠特曼詩風的某些痕跡。老舍在創作的初期，也大致經歷著同樣的歷程。他的《老張的哲學》在結構形式上就受了狄更斯小說的影響。他在寫作《老張的哲學》之前，剛剛讀過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爾貝》和《匹克威克外傳》。這兩部作品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因為它們繼承了流浪漢傳奇小說的傳統，所以在記述主人公的遭遇時，好象是信筆寫來，有點散漫。老舍當時讀外國作品還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於是選擇了這兩部書做為“畫稿子”。《老張的哲學》在結構上的散漫，固然反映了老舍當時藝術表現上的缺乏經驗，另一方面同狄更斯上述作品的影響也有一定關係。這個作品的結構形式老舍是不滿意的。當他構思第三部作品《二馬》時，他有意識地糾正了這一點。他說：“《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的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裡寫。”（注：《我怎樣寫〈二馬〉》。）在結構上，他取法善於鋪陳故事的康拉德，使《二馬》線索單純而又富於變化。他在藝術上有了明顯的長進。可以這樣說，老舍的初期創作活動烙印著英國文學特別是狄更斯、康拉德的影響的痕跡，這同魯迅的《狂人日記》烙印著果戈理《狂人日記》影響的痕跡是一樣的。當作家走向成熟的時候，這種影響便被化入圓熟的技巧之中，不復辨認了。
老舍在倫敦，連續創作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三個長篇，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九二九年六月，他把《二馬》寄給了《小說月報》，就離開了倫敦。
第三章 諷刺小說的新收穫——《老張的哲學》、《趙子曰》
《老張的哲學》最初由《小說月報》連載，從第十七卷第七號（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至第十七卷第十二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續完；一九二八年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趙子曰》也由《小說月報》連載，從第十八卷第三號（一九二七年三月）開始，以後第八號、第十號續載，至第十一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續完；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
《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的連續出版，在二十年代後期的中國文壇上曾經引起不小的反響。一九二八年十月《時事新報》上曾經刊出商務印書館的廣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老張的哲學》為一長篇小說，敘述一班北平閒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個叫老張的故事為主，復以一對青年的戀愛問題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極有味，又加以著者諷刺的情調，輕鬆的文筆，使本書成為一本現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學者固宜一讀，即一般的人們亦宜換換口味，來閱看這本新鮮的作品。
《趙子曰》這部作品的描寫物件是學生的生活。以輕鬆微妙的文筆，寫北平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