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評傳

第4部分 (第1/4頁)

主義情感才是他所以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根本動因。而這一切又同他從小受窮、比較廣泛地接觸下層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絡。他曾經說過：“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寧捱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這種個人氣質，經過“五四”運動傳播的新思潮的洗滌，便又溶入新的內容：“五四運動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個青年怎樣發瘋，要去摘天邊的小月，他也不會完全忘記了國家大事。再加上那時節所能聽到的見到的俄國大革命的訊息，與馬克思學說，他就不單忘不了國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這個偉大的理想與啟示否定了月亮是藍的。況且，拿我自己來說，自幼兒過慣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著‘命該如此’的看法，現在也聽到階級鬥爭這一名詞，怎能不動心呢？”（注：《老舍選集·自序》。）一九二六年國內革命軍北伐，他雖然遠在國外，但還是十分關注這個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為目的的大事件。他說：“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注：《我怎樣寫〈二馬〉》，《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革命思潮的激盪，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關注，這些給他的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注進了時代的內容。他的文學創作活動，歸根結蒂，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這一時代主潮所決定的。

旅居倫敦的歲月裡，在世界文學特別是歐洲進步文學的薰陶下，他逐步熟悉並掌握了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技巧，形成了樸素的民主主義文學觀。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學有深厚的素養；在國外，他於教學之餘又閱讀了大量世界文學名著。他讀《衣里亞德》（今譯為《伊利亞特》）和《奧第賽》（今譯《奧德賽》），他讀《韓姆烈德》（今譯《哈姆萊特》）和《浮世德》，他探索這些“被人人認為不朽之作”的奧秘，在藝術的王國裡流連忘返。希臘的悲劇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潑而又最悲鬱的希臘人的理智與感情的衝突，和文藝的形式與內容的調諧”。（注：《寫與讀》，《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阿瑞司陶風內司（今譯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但丁的《神曲》都給他以深刻的啟示。他曾經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幾種英譯本（不管是韻文的還是散文的）都逐一讀過，並且蒐集了許多關於但丁的專門論著。他說：“讀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謂偉大的文藝。”（注：《寫與讀》，《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當然，給他影響最大的還是近代的英法小說。英國的威爾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譯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國的福祿貝爾和莫泊桑，都佔去了他許多時間。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時間裡，他幾乎是晝夜讀小說，“好象是落在小說陣裡”。這些近代小說家的創作態度以及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對老舍的文學觀的形成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舉例而言，他從康拉德嚴謹的寫作態度裡懂得了不應把“寫作當種遊戲”，他說：“從他的文字裡，我們也看得出，他對於創作是多麼嚴重熱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寫了再改，改了還不滿意；有時候甚至於絕望。他不拿寫作當種遊戲。”“每逢我讀他的作品，我總好象看見了他，一個受著苦刑的詩人，和藝術拼命！”（注：老舍：《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載《文學時代》月刊創刊號（1935年11月10日）。）康拉德作品的大部分內容都與海有關係，因為“他是個海船上的船員船長”。“他似乎不敢離開海與海的勢力圈。他也曾寫過不完全以海為背景的故事，他的藝術在此等故事中也許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譽到底不建築在這樣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險，他便沒有敵手。”（注：老舍：《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載《文學時代》月刊創刊號（1935年11月10日）。）從這裡，老舍領悟到應該“怎樣培養我們自己的想象，怎樣先去豐富我們自己的經驗，而後以我們的作品來豐富別人的經驗，精神的和物質的”。（注：老舍：《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載《文學時代》月刊創刊號（1935年11月10日）。）在回顧英法小說家對於他的創作思想的影響時，他還說過：“大體上我喜歡近代小說的寫實的態度，與尖刻的筆調。這態度與筆調告訴我，小說已成為社會的指導者，人生的教科書；他們不只供給消遣，而是用引人入勝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傳。”“各派的小說，我都看到了一點，我有時候很想仿製。可是，由於多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