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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無物；語言要凝練，不能拖泥帶水。他以自己創作時的甘苦體會，引導學生嚴肅地進行創作。（注：章棣：《憶老舍在山大》，《山東大學校史資料》第1期。）
在學生中間，老舍從不以名作家、名教授自居，他謙遜自處，平易近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學生的要求是嚴格的，但又不是耳提面命。學生畢業，都願意請他題詞留念。他的時間本來很寶貴，要教課，又要寫作，但他從來是有求必應，認真對待，題詞內容，斟酌再三，語短意長。他曾在一個學生的紀念冊上題寫“對事賣十分力氣，對人不用半點心機”。（注：王碧岑：《往事難忘》，《北京文藝》1979年第8期。）從這件似乎是微末瑣事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人格和情操。他這樣要求學生，也以此律己，他一生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他是學生進步活動的贊助者和支持者。當時，山東大學學生辦兩種刊物，一個是《勵學》，一個是《刁斗》。《勵學》是學術性刊物，文理兼顧；《刁斗》是文藝刊物，內容為文學評論、創作和翻譯。為充實刊物的內容，學生曾約請教授、教員撰寫文章。老舍是積極幫助學生辦好刊物的教授之一。他不但熱心地為刊物寫稿，有時還親自幫助審閱和修改文章。（注：《憶老舍在山大》。）同所有優秀作家一樣，他不但勤於寫作，而且把許多心血傾注在培育文學青年的勞作裡。
第十一章 青山碧海（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相聚在海濱
青島是避暑聖地。一九三四年前後，每到夏季，國內不少作家、學者在青島山東大學相聚。洪深、聞一多、王統照、臧克家、吳伯簫、趙少侯、孟超、趙太侔、丁山、遊國恩、楊金甫、王亞平、肖滌非等，或長期在山大任職，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間，都有過密切的交往。老舍同這些朋友，學問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與共，結下深厚的友誼。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機緣，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亞平等提議辦一個短期文藝刊物，得到同意，又約請十二位作家擔任撰稿人，這樣，七月十四日青島《民報》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為《避暑錄話》。（注：見王亞平：《老舍與〈避暑錄話〉》（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避暑錄話》撰稿人為：王餘杞、王統照、王亞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吳伯簫、孟超、洪深、趙少侯、臧克家、劉西蒙。“他們這十二個文人，作風不同，情調不同，見解不同，立場不同；其說話的方式，更是不同。”“他們在一點上是相同的；他們都是愛好文藝的人；他們都能看清，文藝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樣是人類自己創造了以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他們不能‘自甘菲薄’；他們要和政治家的發施威權一樣，發施所謂文藝者的威權。”“此外，他們還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同人們相約，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聖地的青島，說話必須保持著‘避暑’的態度。”（注：洪深：《避暑錄話·發刊詞》，1935年7月14日青島《民報》。）這是洪深在《避暑錄話》創刊號上《發刊詞》中說的話。這段話委婉含蓄地講明瞭這個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小說《丁》，散文《西紅柿》、《再談西紅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後》、《等暑》、《完了》，還有《詩三律》。他的這些詩文，同他的其他詩文一樣，語言詼諧，風格幽默。《再談西紅柿》就近取譬，從青島“到處看見西紅柿”說到青島“洋派的中國人也甚多”，再說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視‘山東瓜子’與大蒜的人，大概也會不在少數”。字裡行間諷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從容、俏皮，內容卻是嚴肅的。《檀香扇》也寫得好。這個作品從另一個側面接觸到“國民性”問題。“談到民族老不老的問題，自然也不便刨根問底，最好先點頭咂嘴，橫打鼻樑：‘我們老得多；你們是孫子！’於是，即使祖父被孫子給揍了，到底是孫子年幼無知；爽性來個寬宏大量，連忤逆也不去告。這叫作‘勁兒’。明白這個勁兒，莫談國事乃更見通達。”作家並未止於對落後“國民性”的諷刺，而是筆鋒又一轉，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強敵面前的阿Q相，在戲謔的文字後面可以感覺到作者的憂憤。其他幾篇散文，因為要切中“避暑”這個總題目，內容顯得浮泛些。即使如此，因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實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種特別的親切味道。《避暑》一篇就透露著作者在迎來送往一片忙亂生活中的某種苦澀之情。
《避暑錄話》每週一期，開初在《民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