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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類作品一樣，這部長篇小說在這一點上所顯示出來的深刻性，也是前一類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著眼於從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們對於日本侵略者和漢奸醜類的反抗情緒，表現他們的真摯的愛國熱忱和高尚的民族氣節。錢默吟的形象，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這個一向對國事袖手旁觀的下層知識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盪著愛國的熱情。他的兒子仲石告別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無比驕傲。他說：“我只會在文字中尋詩，我的兒子——一個開汽車的——可是會在國破家亡的時候用鮮血去作詩！我丟了一個兒子，而國家會得到一個英雄！什麼時候日本人問到我的頭上來：那個殺我們的是你的兒子？我就胸口湊近他們的槍刺，說：一點也不錯。”傳說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車日本兵，鄰居好友勸他暫時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對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慮那個！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去殺敵雪恥，我只能臨危不苟，兒子怎死，我怎麼陪著。我想日本人會打聽出他是我的兒子，我也就不能否認他是我的兒子！”他的無畏與坦蕩，是高尚的節操，也體現了對侵略者的憤怒與仇恨。在監牢裡，面對敵人的拷打、折磨，他毫無懼色。出獄之後，他脫去長衫，戒了酒與茶，離家走上街頭，以流浪生活作掩護，單槍匹馬地和敵人進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鬥爭。他利用一切機會動員年輕力壯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線；他在學校門口一邊賣糖，一邊對學生講抗日道理；他在日偽當局所搞的國畫展覽會上，對畫家進行抗日宣傳；他把傳單塞進居民的街門裡，號召人們反抗日本人強加給居民的獻鐵運動；他為被日本侵略者殺害的無辜老百姓收屍，等等。他的所作所為，並非驚天動地的壯舉，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乾點比不幹強”，他“抱定幹一點是一點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動搖敵人統治的事情。他明白，單槍匹馬的獨自幹，“幾乎近於愚蠢”，是難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過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務網的嚴密”，他又只好如此。他決心以實際行動“作個和國事緊緊拴在一處的新人，以贖以前袖手旁觀國事的罪過”。他說：“儘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還有一個精采而又生動的比喻：將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為鱔魚，將自己比做泥鰍。一大盆靜而不動的鱔魚裡面有了一個好動的泥鰍，“鱔魚們也就隨著動，於是不至於大家靜靜的壓在一處，把自己壓死”。他的勇敢的獻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動力，象一團火，烘暖著生活，也烘暖著讀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們看到了北平人民自發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真實圖景；看到了中國的舊知識分子面對國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從封建社會因襲下來的精神負擔，奮起走上反抗道路的歷程；看到了人民在愛國熱情的感召下所煥發出來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自發反抗既是不容忽視，又是必須改造的一種政治力量，看到了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錢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這些內容，顯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表現人民的反抗情緒方面所獨有的感染力、認識價值與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迴避寫人民的落後、愚弱、麻木與被動，又能將這種“國民性”的揭露同對人民的覺醒過程的描繪溶融一氣，顯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就貫穿著對落後的“國民性”思索這一內容，《二馬》、《貓城記》等，都從不同側面接觸到“國民性”問題，作家痛心於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較多地表現了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所形成的民族弱點。《四世同堂》同樣有這個內容。我們看到，做了亡國奴的北平市民，過著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們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的擺佈。他們明知良民證是“亡國的烙印”，卻伸手去接；明知“獻鐵”是為敵人造槍炮而用，卻又設法如數上繳，明知北海的化裝滑冰比賽是為侵略者裝扮“昇平的景象”，卻又蜂擁著前去觀看；為領幾斤難以下嚥的“共和麵”，他們支撐著虛弱的身體，在太陽的爆曬下站半天，“可是，誰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於這些描寫，它揭示了“國民性”的弱點，但同時也寫了人民的覺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憤，同時也有熱烈的召喚，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說中除了重點寫了錢默吟的反抗之外，還寫了大學生祁瑞全、棚匠劉師傅的出走，寫了高弟與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