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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織成集中而又曲折的戲劇衝突，整個戲的藝術結構，也就顯得鬆散。《張自忠》的寫作，老舍整整用了三個月時間，修改過五次，作家又一次經歷了創作的苦惱與失望，他說：“只須說一句話吧，我失敗了！”（注：《三年寫作自述》。）這次失敗，固然和作家缺乏舞臺經驗有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賴於題材選擇：作家寫了他所不熟悉的生活。
藝術家的老舍是頑強的，在總結了《張自忠》的教訓之後，他於一九四○年冬天，開始寫作《面子問題》。這個戲取材於國統區“政府”小官僚的生活，這是老舍所熟悉的。儘管劇本仍然存在舞臺動作性較差和缺乏尖銳、錯綜的戲劇衝突的缺點，但它仍是一個較好的劇作。這是一個喜劇，作家以辛辣而幽默的筆觸，描寫了國民黨某機關秘書佟景銘如何全力維護自己的面子，最終又丟了面子的可笑故事。佟景銘出身於書香世家，加之他已做官多年，頗有資歷，因而對那些在出身、資歷方面比不過他的人，很是瞧不起。他覺得，這是自己的一種身份，是必須維護的。對下屬，他的態度是“我教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教你幹什麼，就不幹什麼；不要多問”，他認為這種嚴厲的態度，也是“為了爭取我的身份”。為了不失身份，他決心只在政界活動，不做生意，他認為“由做官而發財，名正言順，自古為然”，由經商而發財，則不體面。為了不失身份，他從來採用一種慢吞吞的辦事態度，他說：“我不能因為抗戰就失了身份，我又不是軍需官，忙什麼呢？一件公事該辦十天，我就辦十天，不能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為了維護面子，他甚至在抽次煙的時候，從不把煙盒掏出來，而僅從口袋裡拿出一枝。以至到他想自殺時，也要先弄清，哪種死法，更體面一些。顯然，作為一個官僚，佟景銘的處世態度、辦事方法、精神狀態、人事關係，都是國民黨官僚機構這個特定環境的產物，作家對人物活動環境的氛圍和色調的創造與渲染，能使讀者真實地感受到國民黨官僚機構的腐敗狀況。當然，這一切都是從場面、情節中自然流露出來的，尤其是和人物的固執、迂腐、追求虛榮的個性特徵，是緊緊扣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作家的諷刺重點，也是佟景銘的性格弱點，但是讀者從中所看到的，卻不止於一個小官僚的帶有封建色彩的性格弱點，而是國民黨官僚機構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們強調文學作品首先要給人物以生命，強調寫人，寫性格，其道理也可能正在這裡。
《面子問題》中的其它人物，性格也都清晰。科長於建峰，表面上很尊敬他的上司佟秘書，實際上，是虛與委蛇的態度。他也是深知面子的重要性的，但是他和佟景銘不同。為了維護面子，佟景銘可以犧牲一切，於建峰則絕不如此。為了獲取某種利益，他甚至可以不講面子，這是一個具有市儈作風的小官僚。破產商人萬心正、單鳴琴夫婦對“面子”術也是頗為精通的。他們從來把“說”和“做”看成兩碼事，口頭上講面子，實際上最不要臉。單鳴琴曾經對佟小姐這樣闡發她的“面子觀”：“面子就象咱們頭上的別針，時常的丟了！丟了，再找回來，沒關係！”佟小姐問：“要是找不回來呢？”單鳴琴答：“拉倒！——只有這個態度，才能處處爭取面子，而不至於教面子給犧牲了！”難怪儘管佟家一再對他們採取不歡迎的態度，她照樣心安理得地“穿著佟小姐的繡花拖鞋，披著佟小姐的秋大衣，臉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別厚”。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一種社會弊端，是對人類應有的社會美德的一種破壞，老舍在劇中和盤托出了他們的卑汙的靈魂，並給以嘲笑和諷刺，是有一定教育作用的。
《面子問題》的主要缺點是內容單薄，劇本儘管暴露了國民黨統治機關的腐敗，但諷刺的重點畢竟是某些人的“面子觀”，主題的社會意義受到了一定的侷限。老舍說：“《面子問題》份量太輕，壓不住臺。”（注：《習作二十年》，《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
一九四一年秋，老舍去雲南講學，他在雲南鄉下寫成了三幕話劇《大地龍蛇》。這個戲脫離了老舍慣有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又有圖解觀念的味道，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老舍寫了兩個劇本：五幕話劇《歸去來兮》和四幕話劇《誰先到了重慶》。《歸去來兮》在老舍的抗戰劇作中，是獨樹一幟的，在題材和表現角度上，都有新的開拓。劇本的基本情節，圍繞著商人喬紳的家庭分化而展開。具有唯利是圖的商人習氣的喬紳，趁國難之際，靠囤積、倒賣貨物大發橫財，他從不關心抗戰，也不顧民族的存亡，他認為，只要能成為實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