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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戰；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以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份。（注：《八方風雨》。）
神聖的抗戰是以力伸義，它要求每個人都能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敵，以彰正義。順著這個要求，我大膽去試驗文藝的各種體裁，也許是白耗了心血而一無所成，可是不斷的學習總該多少有些益處。戰爭的暴風把拿槍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齊吹送到戰場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詩的詩，不象戲劇的戲劇，如拿著兩個雞蛋而與獻糧萬石者同去輸將，獻給抗戰；禮物雖輕，心倒是火熱的。這樣，於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注：《三年寫作自述》，《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
強烈的正義感，熾熱的愛國之心，處處以祖國和民族利益為重而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及刻苦自勵地從點滴做起，是老舍做人的基本品德。我們只有充分理解老舍的這種思想品德，才能進一步理解他熱心於通俗文藝的思想基礎，理解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全部文學活動的歷史意義。
“莫任河山碎，男兒當請纓”（注：老舍：《北行小詩》，1940年1月24日《新蜀報》。）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筆請纓出戰的。他所寫的鼓詞、舊劇，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強烈的戰鬥性。京劇《忠烈圖》寫鄉村老漢陳自修一家的愛國熱忱，劇中的幾個人物，從老人到兒童，到村婦，無不痛恨日寇，誓雪國恥，表現了英勇不屈的精神；《王家鎮》寫小學教員薛成義在家破人亡、逃難他鄉的途中，動員群眾，結成武裝組織，“齊心殺敵寇”的故事。其餘鼓詞小曲，或藉助於一個抗日故事，進行戰鬥宣傳，或直接抒寫民族義憤，對群眾進行抗日動員，都是直接服務於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的。在民族喋血苦戰之中，它們確曾以高昂的愛國熱情和對敵寇的義憤，激勵過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情緒，發揮了打擊侵略者的作用。老舍的這些通俗演唱作品，也許並非是能傳之久遠的精美的藝術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偉大斗爭中，它們盡了自己的力量，它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當佔有一席光榮的地位。茅盾在一九三八年著文，對老舍和穆木天所寫的新鼓詞，給予高度的評價，他指出：“我覺得鼓詞這一體制，實在已經是發展到高階段的藝術形式，凡是發展到高階段的藝術形式它是可以靈活運用的，纏綿悱惻，悲壯激昂，無不相宜。……所以新鼓詞的出現，而且由民族意識強烈，文藝修養有素的作家們來寫作，實在是抗戰文藝運動中一件大事。”（注：茅盾：《關於鼓詞》，《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出版。）另外，老舍的通俗文藝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還改變了“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所存在的一個弱點——與人民群眾的某種程度的脫離。早在一九三八年，老舍就說：“現在我們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生存，文藝必須深入民間，現在我們一點不以降格相從為正當的手段，可是我們也確實認識了軍士人民與二十年來的新文藝怎樣的缺少聯絡。”（注：老舍：《保衛武漢與文藝工作》，《抗戰文藝》第一卷第12期，1938年7月出版。）文藝從來是民眾的事業，面向群眾，反映群眾，進而動員、鼓舞和教育群眾，永遠是作家的神聖使命。老舍的創作，一開始就注意照顧群眾的欣賞習慣和接受能力，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的群眾觀點更明確了，通俗文藝創作的實踐，鮮明地表現了他的為群眾服務的可貴精神。他明確地表示：“我不後悔只寫了鼓詞，而沒寫出《戰爭與和平》，假如鼓詞有軍民來讀，而《戰爭與和平》只能擺在沙發上的話。”（注：老舍：《答客問》，《宇宙風》乙刊第2期，1939年3月16日出版。）他的群眾觀點，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傾吐愛憎的抗戰劇作
一九三九年春，老舍開始寫話劇劇本。第一個劇本寫成之後，他交給王平陵去發表，他隨慰勞總會組織的慰問團，北去遠征，到了西北戰區。半年之後，老舍回到重慶，他創作的第一個話劇，已經成功地演出過了，著名戲劇家馬彥祥擔任導演，著名演員舒繡文、吳茵等，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這就是四幕話劇《殘霧》。這個戲取材於抗戰初期重慶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