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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思潮逐漸抬頭，正常的民主的創作氣氛，受到了干擾和破壞，直到六十年代初，黨的文藝政策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題材的多樣化問題，得到了提倡，這時，蓄藏在老舍心中三十年的創作慾望，才重又萌發，並且愈來愈強烈地衝擊著作家的情緒。尤其是周恩來同志和陳毅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相繼就文藝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發表了幾次重要講話，對老舍觸動很大。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來同志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尖銳地批評了“民主作風不夠”的問題，批評了“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錯誤做法，並且提出，作家完全可以自由選擇題材。周總理的講話，對老舍創作《正紅旗下》，直接產生了推動與鼓舞力量。大約在一九六一年底，老舍開始動筆了。他寫得非常用心，也許是由於多年寫劇本的原因，重新寫起小說來，他甚至覺得有點吃力。一九六二年三月，老舍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即著名的廣州會議）上的發言中談到：“近來，我正在寫小說，受罪不小，要什麼字都須想好久。”（注：老舍的這個發言即《戲劇語言》一文。）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他正在寫《正紅旗下》。
創作是辛苦的，同時也包含著歡樂。小說本身所帶有的自敘傳性質，以及它的長達幾十年的構思和醞釀，都會使作家在創作時，感到暢快。可惜，和痛苦交織在一起的這種暢快之感未持續下去。大約就在動筆的半年多之後，作家停筆了。關於老舍停筆的原因，胡潔青在《寫在〈正紅旗下〉前面》一文中，有過分析，她是這樣講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論權威”（即康生——引者）對小說《劉志丹》下了毒手，製造了一起涉及面極廣的錯案，株連了一大批黨的高階幹部和文藝工作者。這股現代文字獄妖風一起，傳記小說這個體裁便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誰願意莫名其妙地因寫小說而被戴上“反黨”的大帽子呢？
轉過年來，張春橋又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這樣的口號並難不住老舍，誰都知道，十幾年來，他寫了大量描寫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這個口號的發明者名曰“大寫十三年”，實則扼殺“雙百”方針，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來，象《正紅旗下》這類作品只好不寫，束之高閣。
我想，這些文藝政策上的不正常現象，就構成了《正紅旗下》既沒寫完，又沒發表的原因。
《正紅旗下》停寫了，林彪、康生、“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卻不曾停止，他們利用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瘋狂地對大批作家、藝術家進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們害死了，冷落在老舍書桌抽屜裡的《正紅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寫了十一章、僅僅八萬字的《正紅旗下》，顯然只是作家構思中的鴻篇鉅製的一個開頭，它永遠只能是一個開頭了！如果說，十年內亂是時代的大悲劇，那麼，《正紅旗下》的遭遇，則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插曲。然而，悲劇的時代，終於透過人民的力量發生了歷史性轉折，一部《正紅旗下》，卻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損失的慘重性，是難以估量的。
清末社會的一面鏡子
儘管《正紅旗下》只是一部長篇作品的開頭，矛盾衝突還未全面展開，已出場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還會有所發展，然而就現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經顯示了很高的藝術價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創作風格的成熟與發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現在，作家在描繪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時，既注意社會背景的廣闊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廣中求深，深中有廣，使小說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力。
小說重點寫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層旗人的生活。透過對幾個不同型別的旗人家庭的描繪，相當廣泛地觸及了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各種複雜問題。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計問題。八旗是清代滿族的“兵民一體”的社會組織。按著這種制度，旗人只能當兵，保衛皇朝，不準離開本旗，不準出京，不準自謀生計。凡當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錢糧（俗稱“鐵桿莊稼”）。老舍在小說中寫道：“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旗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於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錢糧，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閒。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