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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風格，她的譯文，在體現老舍的語言風格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由中文譯英文，由英文再譯中文，輾轉三十餘年，《鼓書藝人》終於和讀者見面。它的遭遇是罕見的，它的價值將因此而更顯得珍貴。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和一切真正的藝術品一樣，幾十年的風霜雨雪，加上輾轉的翻譯，並沒有侵蝕它的光澤，如今讀來依然具有新鮮的魅力；而且在某些方面，今天反而能比當初更充分更深入地認識它的成就和意義。”（注：樊駿：《從〈鼓書藝人〉看老舍創作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3輯。）
在老舍的創作中，《鼓書藝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慶為背景，描寫了大鼓藝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生活經歷。小說寫了兩個藝人家庭：方寶慶一家和唐四爺一家。作品的重點是寫方寶慶和他的養女方秀蓮。方家是正派的藝人家庭，寶慶與秀蓮自不必說，即便是喜喝酒、愛罵人、脾氣“難捉摸、多變化”的寶慶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處。唐家則不然。唐四爺夫婦自私、狹隘，人品不好；他們的女兒琴珠，輕浮、下流，既賣唱又作暗娼。唐家與方家的矛盾糾葛，是兩種不同人格的衝突。《鼓書藝人》透過對這兩個藝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繪，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頌了藝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舊的社會制度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種種惡劣影響。
《鼓書藝人》在思想內容上的另一個特點是，憤怒地宣洩了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憎惡與不滿。在老舍的作品中，《鼓書藝人》是唯一的以重慶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他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憎惡與控訴，在這部作品中也表達得最為直接和鮮明。老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所寫的作品，如話劇《殘霧》、《面子問題》、《歸去來兮》、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內容，然而其尖銳與鮮明，均不及《鼓書藝人》。小說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揭露與控訴，是融匯於方寶慶、方秀蓮的遭遇描寫中，透過具體情節加以表現的。寶慶在重慶開“書場”，後來又透過說書進行抗日宣傳，本應得到重慶國民黨當局的支援與保護，實則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務、巡官等，則須要寶慶的伺候與招待，尤其是他們對秀蓮的糾纏，使“寶慶心如火焚，可是使勁壓著火，還陪著笑臉，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作藝”，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對重慶的黑暗現實的一種控訴。後來，軍閥王司令又要強娶秀蓮做他的第六個小老婆，更使寶慶倍嘗酸辛。王司令已經五十多歲，秀蓮才十五歲啊！然而王司令有權有勢，誰惹得起呢？跑，無處走；告，無處說。寶慶說：“雖說有政府，也決不會拿軍閥怎樣，還不是官官相護，姓王的怎麼胡作非為都成，誰來保護咱們呢。”後來還是寶慶出了一大批錢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結。在小說裡，王司令並未出場，作家只是著力寫了這件事在寶慶一家所引起的反響，它的起因，它的結束，它給寶慶、秀蓮在精神上所帶來的壓力與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給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災難！這就是國難期間國民黨官僚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在描寫這些情節時，作家的筆是充滿憤懣的情感的。
對秀蓮的遭遇的描寫，是最能體現《鼓書藝人》現實主義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會內容，也是深刻的。秀蓮是單純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藝，歷來端莊、嚴肅、大方；她熱愛生活，懂事之後，為了開始嚴肅的人生，她扔掉了心愛的郵票本；認識孟良之後，她努力學習文化，孟先生介紹她去女子補習學校學習，她欣喜若狂。論她的天資和寶慶的嚴肅的調教，她是本應有一個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後來她變了，她不僅開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時髦姿態，而且為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文所玩弄，一度離開了方家。張文騙取了她的感情，也騙取了她的財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時刻，將她拋棄了。她被遺棄，受折磨，經歷了極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劇。天真而又單純的秀蓮，何以會走上這樣一個悽慘的絕境呢？小說告訴我們，這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在當時重慶的社會環境中，藝人們面對的，到處是欺壓與冷遇。王司令想霸佔秀蓮雖然以寶慶出錢而告結束，但這是何等殘酷的現實啊！接下去的一個重大打擊，就是秀蓮在女子補習學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個學習的機會，秀蓮高興異常，在去學校路上，她告訴寶慶，將來她畢了業，要幫助爸爸辦藝校，還要自己寫新鼓詞，她對未來的新生活，充滿了多麼強烈的感情啊。但是進學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勢力的包圍與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