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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席”雖然如此簡單，入席的禮讓卻絲毫未打折扣：“您請上座！”“那可不敢當！不敢當！”“您要不那麼坐，別人就沒法兒坐了！”直到二哥發出呼籲：“快坐吧，菜都涼啦！”大家才恭敬不如從命地坐下。酒過三巡（誰也沒有絲毫醉意），菜過兩味（蠶豆與肉皮醬），“宴會”進入緊張階段——熱湯麵上來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禮讓，甚至連說話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麵條的響聲，排山倒海，虎嘯龍吟。
“宴會”的程式與方式，自然是合乎陳規的，但是酒菜和熱湯麵，已經顯示了這個下層旗兵家庭的貧寒處境，賀客的“排山倒海、虎嘯龍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親的貧寒處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關於洗三典禮的正面描寫：寬沿的大銅盆裡盛著槐枝艾葉熬成的苦水，參加典禮的老太太們、媳婦們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銅錢放入盆中，同時還放入幾個花生、幾個紅白雞蛋，以示對嬰兒的祝福。這些錢或東西，最後都歸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銅錢並不多，這同樣說明賀客都是一些窮旗人，儘管他們都真心實意地向嬰兒祝福，卻拿不出頗能顯示體面的錢來。“添盆”之後，開始給嬰兒洗澡，白姥姥邊洗邊念祝詞：“先洗頭，作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這些吉祥話，一方面包含著勞動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順利成長的良好意願，一方面又使我們看到，剛出生三天的嬰兒，在毫無所知的混沌中，就開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見封建正統的“作官”思想，對整個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約與影響，是何等嚴重！
小說中多次寫道，旗人是極重視規矩的，“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幾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定祿是“真講究”的典型。在牛牧師赴宴一節，作家為我們詳細描寫了定宅有著豪華陳設的院落、花園、花廳、暖閣等等，充分揭示了這個旗人富豪的揮金如土的生活。作者還特意交代了這樣一個細節，定大爺每想吃燻雞或烤鴨，王掌櫃必不能在賬上如實地記上一兩銀子，否則，定大爺就要發脾氣，“怎麼，憑我的身份就欠他一兩？沒有的事！不還！”誠實的王掌櫃在良心受譴責的情況下，至少要開十兩銀子，才能過得去。定大爺在“真講究”中安閒度日，而那些貧苦旗人則在“窮講究”中痛苦掙扎。“我”的母親就常常為給親友行禮而發愁。每遇婚喪大典、拜壽賀喜，缺禮是決不行的。“不去給親友們行禮等於自絕於親友，沒臉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榮。而且，禮到人不到還不行啊。這就須於送禮而外，還得整理鞋襪，添換頭繩與絹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這又是一筆錢。去弔祭或賀喜的時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強走了去，若是路遠呢，難道不得僱輛騾車麼？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爐。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爐裡走十里八里，到了親友家已變成了土鬼，豈不是大笑話麼？騾車可是不能白坐，這又是個問題！去行人情，豈能光拿著禮金禮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張湊湊十胡什麼的，難道可以嚴詞拒絕麼？再說，見了晚一輩或兩輩的孫子們，不得給二百錢嗎？”這些陳規俗理兒，對於窮旗人來說，確實是一種難以負載的負擔，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繩索，越勒越緊。透過這些習俗描寫，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獨特的生活方式，同時也顯示了那個時代貧富懸殊的狀況，它所包含的社會意義是深刻的，它的認識價值是重要的。
老舍還常常將風情民俗的描寫與人物性格的刻劃結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氣，相映成趣，收到以一當十的藝術效果。在關於祭灶的描繪中，小說就同時向我們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點。“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國的古老傳統，何況“我”的姑母又是寡婦，她自然是不具備主持祭拜大典資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卻另有她的樂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蘭齋滿漢餑餑鋪買了幾塊真正的關東糖。所謂真正的關東糖者就是塊兒小而比石頭還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門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種，不是攤子上賣的那種又泡又松，見熱氣就容易化了的低階貨。她還買了一斤什錦南糖。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來，放在陰涼的地方，不叫灶王爺與一切的人知道。她準備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頓頓地躺在被窩裡獨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個門牙，也沒有人曉得。可是，這個計劃必須在祭灶之後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