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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我！……”
普魯日尼科夫拼命掙扎，力圖從一個結實有力的人的懷抱裡掙脫開來。但是斯蒂潘·瑪特維那維奇緊緊地抱住他，只是等普魯日尼科夫不再掙扎時才鬆開了他。
“已經晚啦，中尉同志，”他嘆了口氣，“晚啦。你聽。”
廢墟上的戰鬥止息了。有的地方依稀響起德國衝鋒槍的射擊聲：不知是往晦暗的掩蔽室裡射擊還是給受傷的守衛者補上的幾槍，但是不論普魯日尼科夫如何側耳傾聽，他也聽不到反擊的槍聲。就連在黑暗中向他的話聲射擊的機槍也啞然無聲了。這時普魯日尼科夫意識到，自己沒能來得及完成最後的命令。
他依然趴在地上，依然懷著希望，依然在傾聽此時已變得稀疏零落的槍聲。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往哪兒走、到哪兒去找自己人。准尉也默默無語地趴著，趴在他的身旁，也不知道該往哪兒去，該怎麼辦。
“敵人會包抄過來，”費奧多爾楚克扯了扯准尉，“會切斷我們的退路的。怎麼，他被打死了嗎？”
“幫幫忙。”
普魯日尼科夫沒有再反抗。他不聲不響地回到地底下，默默地躺了下來。人們安慰他，讓他躺得舒適些，給他茶喝。他按照人們的要求，順從地翻轉身體、站起來、躺下去，給他喝他就喝，一聲不吭。甚至當米拉姑娘給他蓋上軍大衣時，他也是如此。姑娘說道：“這是您的大衣，中尉同志。您的，記得嗎？”
是的，這是他的軍大衣。嶄新的、帶金光閃閃的紐扣的軍官大衣，完全合身。這件大衣曾使他感到多麼驕做，而且一次也沒有穿過。他馬上就認出來了，但是什麼也沒有說：他已經對什麼都無所謂了。
他不知道自己這麼一聲不響，不想也不動地躺了幾晝夜，而且也不想去知道。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這地底下都籠罩著墓地般的死寂，這裡晝夜都點著幽暗的小油燈，而在這冒煙的黃色光焰的後面，凝然不動的、濃重的、死亡般的黑暗晝夜在守衛著。普魯日尼科夫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裡，注視著由於他的過錯而招致的死亡。
這時他彷彿清晰地看見了他們全體，看見了所有那些掩護著他、衝在前頭的人們，那些被某種他所不能理解、不能高攀的東西推動著，毫不動搖、毅然向前衝去的人們。普魯日尼科夫這時不是想弄明白，所有這些人——所有由於他的過錯而犧牲的人們——為什麼能這樣去行動，他只是想讓這些人重新在自己的眼前掠過，再看一看他們，從從容容地、仔仔細細地看看他們。
那時他在教堂的拱形視窗旁邊拖延了許久，敵人的衝鋒槍從視窗裡往外掃射的火力很猛。不，不是由於驚慌失措，不是由於在積蓄力量：這是他負責的視窗，整個原因就在這裡。這是他的視窗，他自己早在發起衝鋒之前就選擇了它，但是往他的視窗上，迎著他那置人於死的視窗撲上去的卻不是他，而是那個手提發燙的機槍的高大的邊防戰士。之後他以自己僵硬的軀體繼續掩護著普魯日尼科夫，使他免受子彈的襲擊。他的粘稠的血漿濺到了普魯日尼科夫臉上，彷彿是為了提醒他永遠不要忘記。
可是到了凌晨拂曉，他卻從教堂裡逃了出來。他逃跑了，把頭上纏著繃帶的中士撇下不管了。可這個中士卻堅守陣地，儘管他當時就在突破口旁邊。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沒有走，沒有後退，沒有躲藏，而普魯日尼科夫當時之所以能夠逃往地下室，正是由於中士在教堂裡堅守。沃洛吉卡·傑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間衝鋒時他在橋上用自己的胸膛掩護了他。再如薩里尼科夫，當普魯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經不想到反抗，已經嚇得打嗝、馴順地舉起了雙手的時候，他卻撲向了德國兵。還有他曾經答應給送去子彈而沒能及時給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動也不動地躺在鋪板上，蓋著自己的軍大衣，人們給他吃的，他就吃，人們把缸子送到他的嘴邊，他就喝。他不回答人們的問話，只是沉默不語。他甚至什麼也不想：只是計算著自己所欠的債。
別人的犧牲換來了他的生存。他把這視為自己的發現，殊不知這是戰爭的規律。正如死亡——這是一條普通的、必然的規律。你活了下來是因為別人保護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是普魯日尼科夫並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發現了這條規律：他是以切身的體驗而發現它的，對他來說，這不是一個良心問題，而是生命問題。
“該動一動啦，親愛的中尉，”費奧多爾楚克說道，他不管普魯日尼科夫是否聽見他的話。“呶，下一步怎麼辦呢？咱們自己也該想想啦，准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