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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細水長流。”那麼,那點路上劃過天際的風景,又何足道。
沈從文被“下放”前,一個人生活,孤苦伶仃,當張允和來看他,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封從紅衛兵手下劫後餘生的信,攥得緊緊的,像哭又像笑地說:“二姐,你看!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快70歲的老頭,面色還羞澀而溫柔。接著又吸溜吸溜哭起來,傷心又快樂……
參閱書目:
沈從文,《水雲——我怎麼創造故事,故事怎麼創造我》, 《無從馴服的斑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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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鴻與碧微
看完《我與悲鴻——蔣碧微*》,正是夜雨滴答的凌晨兩點。心裡平添一些唏噓感慨。大師生前取名“悲鴻”,再回頭聯絡他的生平悲慼,細看他的眉宇,他身上是有一種大寂寥的。 讀完這個*,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緒,我想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一個女性,她的獨立與附麗,各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度——過於獨立,至於決絕,對人對己,都是一種強勢的傷害。比如中晚年時期的張愛玲,她的決絕姿勢,是打著蒼涼桀驁手勢的,一個人背世面壁多年,最後,她成了一個滅絕師太,在家中孤獨地死去,幾天內無人知曉。而一個女性,如若只一味地附麗社會、附麗男人,她又勢必生長成一棵無力的攀緣植物,藤纏樹,非但沒有了自己,也總有情感傾倒的一天。而蔣碧微,屬於前一種女性。在她的*裡,她的強勢壓倒了徐悲鴻。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男人,無論他是高貴或平庸,在不同女人那裡,他是有截然不同的版本的。女人實在是感性、感情至極的動物,她們評判一個男人的終極標準,怕是總離不開她對這個男人的感情是“愛”還是“恨”。愛則男人成聖人,恨則男人成薄倖。顯然,蔣碧微是責恨徐悲鴻的,這種淡漠與恨意一直到她流落臺灣晚年提筆回憶時,還充斥在往事的字裡行間。如果去看廖靜文寫的《徐悲鴻一生:我的回憶》,多情人難免就會為他的一生天才勤奮與長年悲慼、短暫幸福而黯然涕下了。徐悲鴻對廖靜文的評價是:“我真正找到了我所愛的人!除了你,沒有人能對我有這樣真誠、堅定、純潔、無私的愛情,我用什麼來報答你呢?”他如何報答呢?他把他的繪畫珍品全部贈給了廖靜文。
我在看開頭時就詫異:蔣碧微寫她與悲鴻年輕時代那場著名的“私奔”時,用筆及其簡潔,情感流露十分枯槁,在這場原本風花雪月的浪漫事件裡,被略去了最初的喜悅。蔣碧微出身貴族小姐,徐悲鴻則是落難書生,那一年,徐悲鴻寄居蔣家,效仿張生丟給小姐一枝梅花,託人問:有人要去歐洲,你願不願意一起去?心儀徐悲鴻才華的蔣碧微,不顧自己已經與他人訂婚,毅然回答:要去。於是徐悲鴻把一枚刻著“碧微”的戒指,戴在了蔣的手指上。蔣留了一封自殺的假遺書給父母,兩人瞞天過海,渡船數月,開始艱難的求學生涯。兩人的愛情,開始於“衝動的帆,遇到了盲目的風”。而後來的婚姻不和,料定也正是一個貴族小姐所要的高品質情趣生活,與一個埋頭創作的奮鬥型畫家之間的鴻溝。
從這場私奔,就看出蔣碧微性格上的端倪。果斷,決絕,勇敢。她確實是一個在“五四”前夕就解放了自己身體與心靈的奇特女子。而這枚偷來的禁果,開出多少甜蜜的花呢?在蔣碧微的回憶裡,她跟隨徐悲鴻,途經日本,留學巴黎,輾轉德國、瑞士,她的回憶一直被一種窮苦與顛沛所塞滿,倒是那些徐悲鴻到新加坡為生計作人物畫籌錢,而她留在巴黎與邵洵美、張道藩“天狗會君子”聚會跳舞喝咖啡的日子,讓她“愉快”。事實證明,後來,她把愛情給了對她一見傾心、很合得來的“道藩”(《我與道藩》),而把責讓留給了“徐先生”(《我與悲鴻》),孰親孰疏,從這兩個稱呼裡,可見一斑。甜蜜當然也是有的。看那些新婚時的畫作,《蜜月》、《吹簫圖》、《鏡中的我們》、《熟睡中的蔣碧微》,溫柔的筆觸,*的肌膚質感,都流露出一對愛人的情愛愉悅與初綻的幸福。一個細節是,畫中人與蔣碧微本人有一些距離,徐悲鴻一律把碧微的眼神畫得溫情憨厚,充滿憧憬,是一個民國女子憨態裡的嫵媚風情,極為動人。畫面浸泡著愛意。他是愛過她的,並且一生對她沒有一句微詞。
在這裡,我在想一個藝術家與他妻子之間的關係。藝術家在史上,毋庸置疑是偉大的;在他鄰居那裡,可能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怪人;而在他妻子那裡呢?也許,是一個生活上無暇自理的邋遢孩子。蔣碧微筆下的徐悲鴻,成了一個醉心藝術、不理會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