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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優美的在淺紫色綢衣包裹下面畫出的苗條柔軟的曲線”。高青子以沈從文筆中人的衣著形象走進了沈的內心。當這點秘密被發現時，高青子有輕微的不安，而沈從文的心則跳得頗有些不正常了。
此時，沈從文審視了自己的婚姻。“一種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為你很幸福，為的是尊重過去，當前是照你過去理性或計劃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嘗真正能夠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環境中，到處是年青生命，到處是“偶然”，“偶然能破壞你幸福的幻影”。
“歲暮年末時”，沈從文與高青子有了一次電光火石的相對。冬日陽光稀薄，寒風冷冽，房中的爐火照得人溫暖而曖昧。火光催生了一種叫愛情或情慾的菌，“一年餘以來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鐘內即證明等於白費”。兩人為剎那間的交會感到驚喜。這個在火爐旁理智決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後來被沈從文寫進他的“豔情小說”《看虹錄》。在小說中，沈從文釋放出被壓抑的熱情，極寫被冬日爐火煽動的男女情慾，細繪兩人為彼此獻出的身體。
這場肉體上的交往，是沈從文與高青子的真實寫照還是沈從文的筆下幻想？不得而知。浪漫派幻想家沈從文，慣於在藝術世界裡完成他在現實世界裡未敢做的。“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築的宮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而因這篇《看虹錄》，沈從文被郭沫若貼上了“桃色作家”的標籤，解放前夕，沈從文被貼大字報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選擇過自殺，這是後話。
沈從文的婚外戀終於引起了一場家庭風波。彼時，張兆和正躺在醫院產完子不久。曾發誓過自己是易折的蘆葦，被張兆和的風吹過就“永遠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從文，卻在妻子懷孕生子身心虛弱的時候，給了她一記重創。張兆和一時難以接受沈從文的別戀，氣憤之下，回到了蘇州老家。而執迷天真的沈從文，偏偏日日寫信給張兆和，抒發自己對高青子的愛慕，並坦白自己有“橫溢的情感”，“天生血液裡多鐵質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個視生活如小說、混淆了現實與虛構，並極需情感抒發的文學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啊。
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作家離開北京。1938年4月，沈從文經貴陽到達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大。11月，張兆和攜二子來昆明與沈從文團聚。1939年5月，為躲避昆明空襲，沈一家搬到呈貢鄉下。
就在此時，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到職時間為1939年6月，離職時間為1941年2月。這條“偶然”的“虹霓”，落花隨著流水，於亂世遷徙中，又掛在了雲南的同一片天空中。兩人在一處共事，來往自然頻繁親密了，沈從文此時“放棄了一切可由常識來應付的種種，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種情感漩渦裡去”。沈從文後來把它稱之為“情感發炎”，而聯大校園內一時流言四起。
沈從文的白玫瑰與紅玫瑰（5）
在本質上，沈從文是個溫雅而優柔的人，幻想多於行動。“有些年青溫柔的心在等待著你，收容你的幻想。為的是你怕事，你於是名字叫做好人。”
那幾年，張兆和在呈貢鄉下的一所難童小學教書，並含辛茹苦操持家務。而沈從文每週在西南聯大上完課，急匆匆擠上一小時的火車，再跨上一匹秀氣的雲南小馬顛簸十里，回到呈貢與家人團聚。事實上，張兆和對沈從文的交遊與創作一直有一種寬容的態度。甚至，出於一種戀愛時即產生的慣性，她也一直在與沈從文之間製造一種距離與空間。《沈從文家書》那麼篇幅浩繁，尺素情長，便也是這個原因。
在家庭與理智面前，在一個好太太和兩個生龍活虎的兒子面前，沈從文終於如一隻“雲雀，經常向碧空飛得很高很遠，到一定程度，終於還是直向下墜，歸還舊窠”。
而那個“偶然”，思索及一個人應得的種種名分與事實時，當然有了痛苦。想來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終究是個人，並非沈幻想世界裡的神，承擔不起藝術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於是在梅花飄落的季節，給沈從文一個苦笑，帶著一點悲傷，終結了這場情戀，到別的地方去了。
沈從文曾寫過一篇散文《雲南看雲》，當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說：“自從‘偶然’離開了我後，雲南就只有雲可看了。”
三、兩種對立的人格：生命之靜美，內心之野馬
“沈從文是一個居住在純美世界裡的有情人，生命之靜美，人世之溫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靜謐的文字裡得到極致的闡釋。他構築的湘西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