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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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營企業家們的一種共識。

從另一角度來看，有關原罪的爭論，使得企業家們越來越關注財富品質。商業模式上規避盲目擴張的“青春病”，財富快速積累的同時開始關心慈善。“財富品質”一詞有些抽象，但可以換一句表達方式，即從“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這並不是文字遊戲。王石沒有登上過百富榜，但他在地產界的影響力不言而喻，馬雲在百富榜上的名次並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風格深受業界推崇。從2003年開始，我們陸續推出的強勢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單，初衷之一便是引導民營企業界和民眾，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財富多寡的比較上，而應對　“因豪而富”群體多加關注。

每年的10月似乎總是屬於富豪們，胡潤百富榜一般在此間公佈。其實仔細觀察十年來上榜富豪們的整體姿態，他們與普通民眾勾連的慾望是不斷增強的，這主要利益於國家機器與社會公眾多方監督力量的加強。

張茵在2003年第一次進入百富榜時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劉名中還發來郵件婉拒上榜，但後來他們慢慢適應了站在霓虹燈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輪番的質疑，那其實也是一家企業完成蛻變走向成熟所必須經歷的陣痛。

財富觀的變遷不屬於特定階層，正如本書的讀者並不限定於哪一個群體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收穫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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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財富度量衡（1）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論語·述而》

“誰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在1999年我們突然發起這一疑問時，向中國商界的朋友詢問，向政府官員詢問，向國外的華人朋友詢問，他們紛紛搖頭。

此時的中國，正處在一次前所未有的變革當中。1997年*“十五大”，將非公有制經濟納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櫃架內。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透過《憲法修正案》，第一次將“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寫入了國家的根本*。

1999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這催生了我們製作一份中國富豪榜的興奮感。中國人對數字非常敏感，於是我們決定做一份50人的榜單，透過“50年、50人”的概念傳遞出一個正在變革和騰飛中的新中國形象。

1999年7月，我們開始著手準備。這是一個宏大的工程，我們初步分為三大步驟。投入30％的精力去“取經”，尋找有沒有人曾經做過榜單以及他們是怎麼做的；花50％的時間去找能躋身榜單的人；剩下20％就留給如何為上榜者架構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併為他們排列財富等級。

從哪裡找到12億中國人當中的隱身富豪呢？起初做法是從公開資料中進行地毯式搜尋，這些公開資料包括《人物年鑑》之類的書籍，財經傳媒報道、企業家傳記、網際網路，以及《財富》、《泰晤士報》等國外媒體。

不久後，思路更加清晰，上交所上市公司資訊、慈善機構的捐贈名錄、商業雜誌封面故事、高階政治家的會面、“紅色資本家”、娛樂明星、納稅金額等，都成為我們搜尋中國富豪的具體渠道，我們馬不停蹄，逐一嘗試。

這些辦法很奏效。我們很快找到了張朝陽，他創立愛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當時看來，這個喜歡冒險、旅遊的西安小夥子，有可能帶領搜狐成為雅虎第二；我們找到了“紅色資本家”代表人物榮毅仁，中國最大私營企業之一希望集團的劉永行兄弟，還有第一個擁有法拉利跑車的中國人李曉華等。

由於當時確定上榜富豪們的具體財富數字非常難，於是我們選擇了按照A到D，四個等級來排列：A級，身家10億元人民幣以上；B級，5…10億元；C級，1…5億元；D級，5000萬元…1億元。

1999年8月中旬，“中國50富豪榜”製作完畢。我們開始考慮這一榜單的釋出形式，最開始是想透過到大學演講的方式，可是感覺演講的傳播效率不高，最後我們選擇嘗試與一些國際知名媒體合作的方式。

9月初，《金融時報》、《泰晤士報》、《財富》、《商業週刊》、《福布斯》等近十份專業財經媒體都收到了我們發出去的傳真。我們除了附上榜單外，還寫道：馬上到來的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50年，如果把成功定義為擁有財富多少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者，他們的故事能讓全世界讀者更好地瞭解共產黨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