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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年逾五十的美國人的記憶中,這個國家的寬容耐性的確經受了極大的考驗。有時簡直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稱全變成了美國曆史上可恥的汙點。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學、美萊、伯明翰、奧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鋼鐵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拘留日裔美國人的加利福尼亞州集中營以及本書一開頭就述及的安納科斯夏河邊地被夷為平地的補償金軍人的營地。
但這些仍不過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現出容忍精神的事例開列出來,那肯定比這個名單要長許多倍,並可著作是全國自由戰士的光榮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維斯、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舉著“為和平運動者免費供應毒氣”標語牌的美國納粹分子、“普韋布洛”號的艦長、公正對待古巴委員會、埃德溫·沃克、化學家萊納斯·波林、羅莎·帕克斯、“美國第一”派、厄爾·白勞德、小花神壇,威廉·達德利·佩利、休伊·朗格、傑拉德·斯密斯和唱著《國際歌》歡迎1932年12月回到華盛頓的第七十二屆國會的乾枯的幽靈。
那些敢於違抗民眾意志的人固然象表達民眾意志的人一樣值得我們懷念;但那些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國家中堅保持警惕、忠城並使國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強的那些無言的見證人,也應受到我們的尊敬。每到危機時刻,他們總默默無聲聚集在賓夕祛尼亞大道對面和白宮相對的拉斐特公園裡:總統只要拍頭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們,讓他注意到他的僱主們正在注視著他。在考驗國家意志、並常常決定國家政策的國會大型聽證會上,他們總是出席的;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戰爭、謝爾曼·亞當斯和伯納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陸軍與麥卡錫的爭執、被埃斯蒂斯·凱弗維爾揭露的匪幫、希斯和錢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羅斯福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以及對大蕭條時期華爾街應負何種責任等問題都曾在這裡加以考慮。他們這些人觀看過塔夫脫鐘樓的落成典禮,他們瞻仰過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的遺體,1963年11月25日他們曾含著無限悲傷默立著目視一輛靈車載運約翰·肯尼迪的遺體越過紀念橋向阿靈頓公墓不滅的火焰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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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派歷史學家認為,在幫助我們瞭解過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許還並不如——幾封信、壓在舊書裡的幾朵花、幾張過時的舞會節目單、曾為人所喜愛因而不忍拋棄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類——一些普通人無眾留下的小物品。建築下人常會偶然發現埋截在大邸宅下的這類東西的窖藏。有時他們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埋截在會址下的韋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樣精緻的東西。這類發現常常引起極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遠的則更會引起許多人紛紛猜測這件或那件東西對當時的人有什麼意義。由於美國人愈來愈流徙不定,留下這類窖藏的可能性愈來愈小了,但如果搖曳音樂的一代留下那麼一個——比如在一個倉庫裡藏下象菲伯·麥吉童話中所說那麼大小一個櫥櫃——那也許就可以讓我們看出他們是什麼樣子,他們忍受過什麼痛苦,他們曾有些什麼夢想,哪些夢想已經實現,哪些破滅了。
如假想有那麼一個櫥櫃,我們將在最上一層裡看到一把鋼架網球拍子,幾本講飲食衛生的書,一條寬領帶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褲。在這些東西后面是一幅“歡迎戰俘回國”的標語,一幅為下落不明的軍人寫的標語(“只有河內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後是一枚古銅色的魚雷艇領帶別針,幾盤錄有“卡姆洛特”、阿爾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飯店”和卡洛爾·錢寧的“你好,達莉”的錄音帶在這些東西后面,壓在一個角落裡一堆蠟染藍布褲子下面,還有幾本看得很舊的《範妮·希爾》和《一個跳蚤的自傳》。
櫃子的第二層幾乎放滿了各種衣服:一件緊身女服、一套灰法蘭絨衣服、一頂窄邊男呢帽、幾條窄得不象樣的領帶、一頂熊皮兒童帽和一頂帽帶上印著“我愛艾克”標語的硬草帽。藏在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過時的婦女用品:裝在一個白塑膠盒裡的子宮帽。再往裡有一根奇特的小銀別針。那針樣子很象一隻在腳跟處有一個窟窿的男鞋鞋底。在它旁邊是一套“窈窕淑女”唱片、一張艾迪斯·皮艾弗唱的“他哭了”的唱片、一個涅基·丁克工具箱、一頂軍帽和一個已壞了的貝比-坦達。一本《救火隊員斯康爾》和一本《佩頓地方》放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檔案上面:其中有教人如何戒菸的小冊子、一本漁家蜜酒釀造法、一份《八十天環遊世界》小冊子、一疊尿布供應處的帳單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