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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三名電子專家，一夥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維夫的利達機場殺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團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幹掉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還有北愛爾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殘殺，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島由紀夫自殺身亡。三島由紀夫是他的一位年輕同行，為了抗議西方對日本的影響，按照古老的切腹儀式自殺，取出內臟，並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級。
對於海外這種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長，美國人並沒有理由感到欣慰。達拉斯的李·哈維·奧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們表明，像他那樣膽大包天的殺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國，步其後塵的人中，有洛杉磯的錫爾汗·錫爾汗、奧斯汀鐘樓的查爾斯·惠特曼，以及在亞利桑那州梅薩美容學校殺人肢解的羅伯特·本傑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懷有類似動機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暴徒“瘋狂的喬”·蓋洛，在紐約的小義大利被人槍殺。他的妹妹告訴記者說：“他改變了他的形象，這便是發生這件事的原因。”喬治·傑克遜在索爾代德監獄的兩個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無罪，安吉拉·戴維斯也設法將此事搞成宣傳上的一次勝利；她說：“這件事妙極了。”12月29日，《生活》雜誌停刊，關閉了一條巨大的宣傳渠道，這在某些政客看來簡直是如喪考妣。四星空軍上將約翰·拉維爾，因擅自下令轟炸北越而受到申斥，並受到降級處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見於報紙上，而現在他的名字卻開始出現在參考書上了。最令人難忘的是阿瑟·赫爾曼·布雷默，他於總統預選前夕，在馬里蘭州勞雷爾的市場中心槍擊喬治·華萊士。在押往監獄的途中，布雷默竟問警官：“我要寫出回憶錄來，你看能撈多少錢？”
當這類犯罪行為已變得平淡無奇時，一些美國人在那一年又另闢了聳人聽聞的新途徑。有兩起有關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為它們與索爾代德、蓋洛和華萊士案件不同，顯示出作案人或起訴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夥強盜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噴氣機，他們採取了極其不同尋常的勒索辦法，威脅說，若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便將讓飛機直撞進橡樹嶺核研究工廠裡去。雖然飛機的輪胎已被聯邦調查局的特務開槍打癟了，空中強盜在查塔努加機場還是把200萬元拿到手，最後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裡，他們便同他們的許多先輩一樣，大失所望地發現他們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贓款都被沒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劃綁架亨利·基辛格和炸燬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地下給首都所有聯邦建築物供暖的熱氣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謀肇事而受審訊。政府最後敗訴，九個月後，兩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貝里根和修女伊麗莎白·麥卡利斯特結婚，而使他們各自所屬的聖約瑟夫協會和聖瑪利聖心會的教友們大為震驚。
在傳統的教會工作者看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在虔敬行為方面表現得更荒唐的，是“耶穌的子民”，也被稱做“耶穌迷”或“馬路基督徒”。實際上，他們代表著青年運動的最新階段，這一運動經過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現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穌，我可曾為耶穌沉醉！”是他們用作號召的口號之一。三年前，西奧多·羅斯扎克在《一種反文化的形成》一書中，稱青年運動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宗教傾向。他指的是禪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時，基督教被認為是不可救藥地墨守成規和擁護既有權力體制的宗教。可是，現在這些信徒們都掛著基督受難像，穿著基督受難式的短袖圓領汗衫——模仿百事可樂廣告上的打油詩，他們有一個口號是：“耶穌的恩情沒有底，你自會越活越有趣。”他們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愛”、“天國旅店”和“靈魂旅店”的群居村，參加耶穌搖滾舞音樂會和基督徒夜總會，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懷念過去孩子沉溺於老式大麻的時代。
由於各大學在1972年幾乎繼續保持平靜的局面，和平戰士談到宣傳方面的失敗，而州立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則頗為欣慰；納稅人以一邊倒的票數否決了發行學校公債。尼克松總統的新聞辦公室宣佈，總統用色彩鮮明的詞句“贏得了”選民的支援。他曾說，他計劃在戴維營多待一些時候，因為“我覺得在這裡的高山頂上，能使我更易於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在收盤時達到1006。6，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一千（雖然當時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