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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判。上訴法院以二比一的表決結果承認有爭議的反暴亂法——所謂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憲法，但仍然撤銷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現了“敵對性”行為，因為“從一開始的記錄就明顯看出”他對被告方面持“反對”態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結果遠遠沒有能夠證明起訴有理，而它卻成了對政府說來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災難的先導。緊接在這個案件之後，便出現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圖七被告、堪薩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頓四被告、五角大樓洩密案，以及蓋恩斯維爾八被告的審判。所有這些案件中的被告，從既成秩序的眼光來看都是異端分子，而這每一個案件中的被告最後又都由一個陪審團、一個法官或是一個上訴法院宣判無罪。對告密者的敵視和司法方面的偏見，是貫串各個案件的共同的兩條線。此外，如馬丁·阿諾德在《紐約時報》上所指出：“儘管一切證據都證明相反，人們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當政府把理由不足，並且常常是措詞無力的案子送進法院時，人們就對它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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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罪於七被告的暴亂活動之所以發生的真正根源，是由於越南戰爭，它在1970年繼續分裂和挫傷著整個國家。在這一年的開始階段曾經有過情況好轉的希望。頭四個月西貢來的訊息多少有一點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將軍指揮下的美國部隊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進行大規模的戰鬥。尼克松正在把美國駐軍從54。3萬人減到34萬人，並且向全國保證到5月1日之前將再撤走另一批6萬怨氣兵。但是戰事的結束看來仍舊遙遙無期。在巴黎，共產黨人擯斥了尼克松的五點和平建議，並說：“我們的拒絕是堅決的、徹底的、絕對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拒絕了共產黨人的一個方案，稱它是：“新瓶裝舊酒。”
美國陣亡人數在兩年前芝加哥抗議示威期間還只2。5萬人，這時已經超過4。4萬大關。阻礙談判突破的，是華盛頓公開宣佈有20萬美國軍隊還得多年留駐越南。在美國，在南越人中，在戰鬥部隊裡，厭戰情緒已越來越明顯。美國第四師的怨氣兵除非走投無路的軍官們進行威逼，拒絕投入戰鬥；另一個師計程車兵辱罵尼克松，只要發現一位戰地記者，他們就大喊大叫，用髒話咒罵尼克松；士兵們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識別牌戴在一塊兒；據估計美國軍人中吸大麻葉的人數高達80％，而過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使這一切顯得更糟的是美國軍方最高階層所表現出來的無能。美國傘兵對離河內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戰俘營——據信有70～100個美國空軍飛行員關押在這裡——進行了一次大膽的襲擊。這次襲擊本來應該是成功的，但是情報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戰俘都先被撤走了。在這同一個星期裡，美國空軍飛機對北越進行了24小時的猛烈轟炸。五角大樓起先說這些出擊是一項“防護性反應”行動的一部分，是為了保護沒有武裝的美國飛機。後來卻又改口承認是對一些供應基地進行攻擊。實際上，大吃一驚的全國人民後來得知，轟炸員的轟炸目標，是包括醫院在內的。
白宮宣稱，拋棄西貢政府是根本談不上的，因為據說共產黨人有一份三百萬越南人的名單，要用“血浴”加以“處理”。是否存在著這樣一份名單，是大可懷疑的，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準備拋棄阮文紹將軍的政權了。南越人對他們的美國盟友似乎也並不欣賞，甚至懷有敵意。西貢的鬧事者燒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擬像，高喊“打倒美國人”，並指責美國在拖延戰爭。一個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吳庭豔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樣，使用煤油和火柴進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兒子戴維·張，在美國巡迴演說，他告訴聽眾，美國怨氣兵同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南越兵之間，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互相憎恨。
與此同時，美國人進行戰爭是為了保衛亞洲的一個民主國家的說法，已越來越站不住腳了。戴維的父親與阮文紹作對而被捕入獄，成了南越政府的八萬多名政治犯之一。戰場上的美國人報道了私刑法庭對政府的批評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儘管西貢最高法院宣判這些私刑法庭違反憲法，它們仍然繼續開庭。而且阮文紹對美國財富的要求似乎永無止境。在華盛頓對西貢慷慨的支援幾達十年之後，他仍不斷地說他需要更多的美國裝備，需要更長的時間訓練他的軍隊，還需要更多更多的錢。他說如果他不能夠得到這一切，一切後果他將全不能負責。
這一年美國人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莫過於再在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發生戰爭，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讓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