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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歷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在其統治初期就倡導自由主義,宣揚拯救俄國。
在現有的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則做得糟。他在當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乾得很出色;但是,給波蘭制訂憲法、成立神聖同盟、把大權授與阿拉克契耶夫、鼓勵戈利岑和神秘主義,嗣後又鼓勵希什科夫和福蒂,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的軍隊,做得不對;解散謝苗諾夫兵團,他也處理得不當,等等,等等。”
史學家根據他們所具有的關於人類福利的知識,對亞歷山大一世所作的種種責備,如果要加以列舉的話,就得寫滿整整十頁紙。
這些責備是什麼意思呢?
亞歷山大一世受到史學家讚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義的創舉、抗擊拿破崙、一八一二年所表現的強硬態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聖同盟、使波蘭復國、二十年代的反動,不都是從形成亞歷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教育、生活諸條件的同一根源中產生出來的嗎?
這些責備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質在於:亞歷山大一世是一個處於人類權力可能達到的頂峰、就像是處於奪目的歷史光輝在他身上聚成的焦點上的歷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理應受到伴隨權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的世上最強有力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憑空虛構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慾、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人物在五十年前,並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面責難他)。但是他卻沒有當代教授們對人類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觀點——這些教授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鑽研學問,廣談博覽,領會講義材料的精神,並把他的心得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假定說,五十年前亞歷山大一世對人類的幸福的看法是錯誤的,那麼,當然也應該這樣認為,指摘亞歷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在若干年之後,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一下歷史的發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看法,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著。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後就會認為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對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認為給波蘭以憲法和神聖同盟是亞歷山大的功勞,但另一些人卻因此而譴責亞歷山大。
對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麼有益和為什麼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歡某些活動,無非是因為這些活動不符合他對幸福的狹隘的看法。不論是一八一二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儲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衡,或者歐洲的某種文明進步,對這些現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任何歷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們假定所謂科學有調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壞永不改變的尺度。
我們假定,亞歷山大能夠按照另外一個樣子來做這一切事情。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時依照現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似乎也沒有更新的綱領了)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麼一個綱領,而且已經擬定好了,亞歷山大也按照這個綱領來辦了。那麼,那些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的人們的一切活動——史學家認為那些活動是有益的,好的,會成什麼樣呢?這種活動是不會有的,實際的生活也不會有,所有這一切都不會有的。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實際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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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史學家那樣認為,是偉大的人物引導著人類達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國或法國的強大,歐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傳播,普遍的進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麼不用機遇和天才這兩個概念,就無法解釋歷史現象了。
如果本世紀(十九世紀)初歐洲歷次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