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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共同行動而結成一定的團體，在這些團體中，儘管為共同行動所確立的目的不同，但參與行動的人們之間的關係總是相同的。
人們結合成這些團體，彼此之間總有這樣的關係：在他們結合起來採取集體行動時，大多數的人是直接參與的，少數人是間接參與的。
在人們為集體行動而結成的團體中，軍隊是最明確、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軍隊都包括低階軍事人員——列兵，他們總佔絕大多數；比較高的軍事人員——班長和軍士；他們的總數比列兵少；更高階的軍官的總數目更少，由此類推，直到權力集於一人之身的最高軍事首腦。
軍事組織酷似圓錐體，直徑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組成的；比底部較高的截面，是由較高階軍事人員組成的；由此類推，直到圓錐體的頂端就是總司令了。
人數最多計程車兵組成圓錐體的底部和它的基礎。士兵直接去刺、殺、燒、搶，也總從高階人員接受從事這些行動的命令；他們自己從來不釋出一道命令。那些軍士們（為數較少）行動比士兵為少；但是他們釋出命令。軍官更少地直接行動，但是命令發得更多了。將軍只是指揮部隊，指示目標，幾乎從來不使用武器。總司令從來不直接參加戰鬥，只是釋出有關群眾行動的總的命令。在人們從事共同行動的所有團體中——在農業、商業和一切行政機關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連成一體的圓錐體的各個部分——一支軍隊的所有官職，或任何行政機關或公共事業中由最低階到最高階的職稱和職位，我們就可以看出一種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採取聯合行動的人們結成下面的關係：愈多地直接參與行動的人，他們的指揮權就愈小，他們的人數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參與行動的人，他們的指揮權就愈大，他們的人數也就愈少；照這樣從底層上升到最後那個人，那個人最少地直接參與行動，最多地發號施令。
指揮者和被指揮者的這種關係，就是所謂權力這個概念的實質。
恢復了時間條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時間條件下發生的），我們發現，命令只有在它與一系列相應的事件相關聯的時候才得以執行。恢復了發命令者和執行命令者之間的關係的必要條件，我們發現，由於這種條件的性質，命令者最少地參與事件本身，他們的活動僅僅是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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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樁事件發生時，人們對那樁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見和願望，因為事件是許多人的集體行動產生的，這些表示出來的意見或願望中必然有一個實現了，或者差不多實現了。當其中一個意見得以實現的時候，在我們的腦子裡，這個意見作為事先發出的命令與事件聯絡起來。
許多人拖一根木頭。每個人都發表意見：怎樣拖和往哪裡拖。他們把木頭拖走了，事後表明，這件事是照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話做的。他發了命令。這就是命令和權力的原始形態。
那個較多地用手幹活的人，就會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慮共同行動會導致什麼結果，不能發號施令。那個較多地從事指揮的人，由於他是動嘴，顯然較少地動手了。當一個比較大的群體共赴一個目標的時候，那些越少直接參加共同活動，越多從事發號施令的人的等級就更分明瞭。
一個人獨立工作的時候，他總有他認為指導他的過去行動、為他現在的行動辯護、指導他計劃將來行動的一些想法。
群體也是這樣，讓那些不直接參與行動的人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進行考慮、辯護和擬議。
由於我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國人開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殺。於是與那個事件相應，用人們的意志為那一事件辯解說：其所以有此必要，是為了法國的利益，為了自由，為了平等。人們停止互相殘殺，於是對這一事件加以辯解：為了權力統一，抵抗歐洲，等等這是很有必要的。人們自西而東去殘殺他們的同類，伴隨這一事件而來的是法國的光榮、英國的卑下等說法。歷史告訴我們，為這些事件所作的辯解沒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說殺人是由於承認他的權力，在俄國殺掉成百萬人是為了羞辱英國。但是這些辯解在當時卻具有必要的意義。
這些辯解是為了消除那些製造事件的人們的道德責任。這些暫時的目的猶如清掃前面軌道的刷子，也是為人們的道德責任清道的。沒有這些辯解，就無法回答在考察每一歷史事件時所遇到的最簡單的問題：千百萬人集體犯罪、打仗、殺人等等。
現時在歐洲的國務活動和社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