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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議會、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長。但實際上，這種政治機構已遭破壞。當地的歐洲行政官員能任免酋長；酋長的決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為部族成員可以越過他們的首領向歐洲官員反映情況，而歐洲官員的話才是決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員曾談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轄地區的，他的下面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酋長權力被剝奪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達〃坦噶尼喀〃一個偏僻的、無人管理的地區……奉命至少建立一個基本的民政權力機構。我手下有幾個僕人、一位非洲軍人和數名貨物搬運工，攜帶著大約20套警察制服、步槍及少量彈藥。到達選定地點即一個傳教站之後，我把當地酋長召來，向他們說明我就是政府，並問他們是否願意為我提供20個人當警察，是否願意注意到：從現在起，人們不得殺害他們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長如果未曾與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開戰。事實上，他們必須放棄許多習以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東西。
或許，歐洲人的統治所引起的經濟變化和文化變化是破壞傳統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過去，人們常常認為酋長的權力是部族之神賜給的，因此他們的宗教領導權加強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很明顯，在人民政信一個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們對過去的信仰發生動搖的地方，酋長的宗教領導權和政治權力都被削弱了。同樣，那些因在城市或礦山工作而掙得錢財的人獲得了地位和獨立，而這是他們繼續呆在村莊裡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新富起來的人實際上比過去的酋長更有威信和權力。
對傳統的部族當權者的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非洲人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一個階層；這一階層在幾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往往不僅向當地酋長挑戰，而且向歐洲官員挑戰。他們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許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參與國家管理這一要求的人。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今天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打下了基礎。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西方學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應適用於歐洲而不應適用於非洲。他們在受僱於政府和私人時經常遭到歧視，這一點也驅使他們發動政治運動。通常，他們只能是歐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職員，或者殖民地行政機構中職位很低的官員。此外，他們無法明白為什麼他們在獲得所需的教育和經驗之後，僅僅因為自己的面板是黑的而仍應被置於從屬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會喚起民族主義，就因為它強調了個人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安哥拉一家雜誌的作者闡明瞭這一點：〃告訴一個人他能隨意解釋《聖經》，就是向他暗示一種過分的自治權，使他變成反叛者。……一個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傾向於——並不是說積極投身於——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種種力量的結合，驅使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領導權。1914年以前，他們並不要求完全的獨立，但堅持要更多地參與政治，從而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義運動準備了條件。
五、結論
上述概況表明，在許多方面，歐洲給非洲留下的印記比給歐亞大陸留下的要深得多。歐亞大陸並不存在著透過奴隸貿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類似情況，雖然非洲的總人口並未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除了南亞外，歐亞大陸也不存在農業土地轉讓的情況，儘管這種轉讓在非洲也僅限於東非和南非。同樣，歐亞大陸不存在運輸、財政、外貿、採礦業和製造業實際上完全為歐洲人所控制的情況。最後，除菲律賓外，歐亞大陸還不存在歐洲基督教和歐洲語言廣泛傳播、歐洲傳教士透過他們的學校和醫療機構擴大文化影響的情況。
歐洲對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影響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非洲和歐亞大陸所達到的總的發展水平完全不同。這種明顯的差別在各個方面——文化的複雜、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這種差別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遠遠地易受到歐洲傳教士、企業家和移居者的傷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極不發達提供了鄉村水平的天然抵抗（這與受歐洲影響的城市中心的情況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陸大多數地區的內地村莊仍保持著自給自足的經濟和完整的傳統文化；這使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響。在承認歐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決定性影響的同時，人們還應認識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許多村莊仍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而未發生較大的變化。
第十八章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