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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著名的爵士樂等。
儘管美國文化含有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還是起源於歐洲，不過，它的歐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適應的過程中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自殖民時代以來，許多歐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法國人讓·克雷夫科爾於1782年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麼，美國人，這種嶄新的人，是什麼樣的呢？〃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涉及到美國人的民族特性，從克雷夭科爾時代到今天，許多人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從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確現出了〃這種嶄新的人〃的明確形象。
生活在一個必須不斷地勞動，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後征服整個大陸的國度裡，這種人自然會認為勤勞光榮、懶惰可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表達了這種民族感情，他說：〃我覺得那些不勞動的傢伙很可憐——無論他們處於社會階梯的哪一端。〃英國的《名人錄》列舉了名人的種種嗜好，而美國的《名人錄》卻沒有；這一事實也是頗說明問題的。
美國人相信社會平等，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他們還相信社會的可變動性。他們認為自己同其他人一樣好，堅決主張所有的人都應透過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階級出身來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反映了美國人的農場和邊疆背景的是，美國人是積習很深的修補匠，經常從事小裝置的發明，以加快其所須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紀中葉一位觀察家評論說：〃除美國人外，有誰發明過擠奶機、攪蛋機或擦皮靴、磨刀、削蘋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機器？而這些事情自遠古以來其他人一直是用十個指頭做的。〃
在論及自己的未來時，這種〃嶄新的人〃是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不移地相信事物程序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國人在機械上的獨創性的觀察家還寫道：〃美國人十分自信，認為只要能找到對症的藥物，任何弊病都可醫治；他們看不出為什麼他們不應該努力去找到醫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種種藥物。〃這種樂觀主義常常用自我吹噓的民族之愛來表達。由於生活在資源極為豐富、機會完全均等的國境裡，美國人發現，讚美未來，並彷彿它已實現似的談論未來，是件很自然的事。邊地的幽默就是基於〃大話〃，而民間英雄則是同保爾。班楊和佩科斯·比爾一樣的超人。
在正規的文學藝術這一更為高深奧妙的領域裡，19世紀的美國人顯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時代的歐洲人——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國人忙於制服荒原，根本無暇假裝斯文和講究美學。此外，清教徒的傳統認為，辛勤勞動和拯救靈魂比藝術修養價值更大。 1835年，法國旅行者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寫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禮拜外，將一週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掙錢上的人們，沒有什麼可用來招待喜劇女神。〃
遲至1820年，美國還至少有8O％的書籍是從英國引進的，到1830年時，這個數字仍高達70％。就歐洲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國評論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態度頗有代表性，他於1820年反問道：〃在全球各地，有誰讀過一本美國的書，看過一場美國的戲，見過一幅美國的畫或一尊美國的塑像呢？〃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漸漸為美國人自己所容納。亨利·亞當斯寫道：〃縱觀一生，人們已看到，美國人在文學上總是向歐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紀的美國人認真地努力模仿歐洲的文化。他們前往倫敦、巴黎、維也納和羅馬求學，建造希臘式聖堂作為公共建築物和教堂，引進歐洲的音樂家和歌唱家，幫助建立歌劇院和管弦樂團。有些富豪巨頭派代理人到歐洲去購買〃18世紀前歐洲大畫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購買城堡，將城堡的石頭一塊一塊拆下來，然後在美國重新建造起來。正如預期的那樣，這些努力並沒有給歐洲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仍輕視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是一個〃正在衰弱、被人唾棄、愛猜測、善算計、好打賭、喜毆打奴隸、愛淺斟慢飲的民族〃。
將近19世紀末時，這種態度開始有一些明顯的轉變。〃隨著歐洲一切的衰弱，隨著封建文化最後一點殘餘的消失〃，瓦爾特·惠特曼和馬克·吐溫，尤其是馬克·吐溫，成為地地道道的美國作家，他們的風格〃既是當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陸的〃。1888年，詹姆斯，布賴斯的頗具鑑別力的名著《美利堅共和國》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義。隨著19世紀的結束，歐洲知識分子越來越注意到一群日益顯赫的美國明星：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索爾斯坦·凡勃論和威廉·迪安·霍威爾斯。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