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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瓷器交換（見第八章第四節）。
這些較早的世紀裡，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僅限於耶穌會會士努力傳佈天主教方面。耶穌會會士已認識到，在一個象中國那樣有先進文化的國家裡，如果採用在民眾中間佈道說教以改變人們信仰這種通常的手段，那是不會奏效的，因此，他們專在結交、說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年，利瑪竇經許可定居廣州，20年後移居北京；居留期間，他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給中國官吏和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當他終於敢起來辯論宗教問題時，他力圖證明基督教教義與儒家學說是相容的。較後的耶穌會神父繼續實行這種做法；他們擔任技術專家、導師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為對明朝皇帝和滿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穌會神父幫助中國人鑄造了他們的第一門大炮和議定了他們與俄國的第一份條約。這些做法並沒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們的確贏得了對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學的尊重；到18世紀，參加天主教的中國人已有30多萬。
耶穌會對儒家學說的遷就，導致了它與天主教其他修會之間的爭論及其最後的災難；這對基督教事業來說，是頗為不幸的。當時的主要問題在於〃儀式之爭〃，即中國的祖先崇拜與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穌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