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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與歐洲的原始國際法直接相牴觸。中國和西方世界沒有共同的立場可作為它們之間關係的基礎。
四、與西方的早期關係
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直到歐洲繼哥倫布和葡萄牙航海者遠航探險之後、進行海外擴張時，才持續不斷起來。那時以前，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間的相互影響，時有時無，通常是間接的。最早的相互影響，是與羅馬的絲綢貿易。這一貿易由中東的商人進行。它曾達到非常大的規模，給果，由於中國人對進口羅馬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貨物不感興趣，羅馬的金銀只好不斷外流，使其經濟受到影響。這種情況，實質上是19世紀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的特點；它反映的，不是中國人的偏見，而寧可說是那些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中國人在財富和技術上的優勢。
唐宋時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國南方沿海和長江下游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業團體。其中，有些外國商業家族僑居中國相繼五代之久。他們娶當地女子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還成為學者，透過參加考試，進入中國官僚機構；他們完全中國化了。
蒙古人時期，中國與西面國家的相互影響比以往要大得多。由於蒙古人征服了整個大陸，1240年以後的那個世紀裡，安全地在中國和歐洲之間旅行第一次成為可能。當時，有相當多的歐洲人向東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師，他們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則如同波羅一家，是商人，他們為新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經商機會所吸引。但是，隨著蒙古帝國的崩潰，穆斯林再一次封鎖了東、西方之間的通路；於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見第二章第七節）。
1514年，葡萄牙商人與廣州通商，1577年，他們又在澳門設立了永久的商業根據地；這時，中國開始直接感受到生氣勃勃的新興歐洲的影響。這些葡萄牙人收購中國的絲織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黃金；同時，作為回報，他們又推銷東印度群島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幹皮，帝汶島的檀香，爪哇島的藥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薑。歐洲的貨物一樣也沒捲入；原團很簡單，它們在中國沒有市場。這些葡萄牙人充當著純粹是亞洲內部的貿易的運貨人和中間人。
荷蘭人和英國人終於前來向葡萄牙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挑戰。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別於1604和1637年抵達廣州。他們均未得到中國官方關於通商的許可，因此，在以後數十年中，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並進行非法貿易。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向所有國家開海貿易，不過，貿易地點僅限於廣州和澳門。英國人不久便獲得了這一貿易的最大部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日漸增長的商業和工業優勢，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設在印度的無可比擬的活動根據地。
值得注意的是，當歐洲在贏得對亞洲海上貿易的控制時，中國統治集團正在積極地反對海外事業。早在歐洲人到達以前，中國移民已慢慢遷徙到東南亞。在菲律賓群島，西班牙人可能從來沒有象中國人那麼多。1603年，也就是馬尼拉作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時，那裡的中國居民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1000。因此，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正在將他們的控制擴充套件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上。1603年那一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這種大屠殺。是他們及其在東南亞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時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當時附近大陸福建省的一名官員卻對此持寬恕態度，並譴責所有華僑都是愧對祖墳的逆子，不值得陛下關心。同樣，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國人去東南亞經商和定居。5年後，另一道敕令准許已出國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用擔心受懲罰；1729年，又一道敕令規定了華僑回國的日期，逾期則不得退回。這同西方國家是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並隨時準備著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當時，西伯利亞的俄國人也正在試圖開展同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人以同樣方式作出反應：嚴密地控制和限制貿易。尼布楚條約（1689年）和恰克圖條約（1727年）規定，俄國人可以在兩國的三個鄰接點經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隊前往北京。中國人允許他們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師和三名副牧師，不過，其教團在中國京城的人數限制在300人。在這些條件下，少數貨物得到交換——俄國的毛皮、皮革製品、紡織品、牛、馬和玻璃製品同中國的絲綢、茶、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