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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太監和妃妾侍侯在他身邊，有漂亮的馬車供他去旅行，還有宏大的陵墓供人們日後用莊重的儀式去安放他的遺體。
居皇帝之下的是兩名高階官吏，相當於現代的總理和首相。他們經常與皇帝接觸，負責政府的實際工作。在他們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職責：宗教禮儀，宮殿警衛，照管御用車馬，懲處罪犯，接受外國領導人的敬意和貢物，記錄皇族、宗室的名籍，徵收國家稅收，管理帝國財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還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縣、鄉的地方官僚機構。基層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務：徵收捐稅（包括穀物、紡織品或現金），捉拿罪犯，維護公路、運河和糧倉，提供驛馬和一連串的驛站來維持帝國的郵政。
據說，公元1世紀時，官僚機構中共有官吏13萬名，平均每400或500個居民僅攤到一名。與總人口相比，官吏的數目夠小的；在中國整個歷史上，這也很典型，可以解釋為帝國政府所起的作用頗有限。中國有句諺語說，〃治理國家猶如煮一條小魚：不宜過分〃。因而，在現代世界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為社會服務的職責，中國曆代政府均不承擔，上述九卿的職責可清楚地表明這一點。更確切地說，中國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徵收捐稅、保衛國家免遭外來進攻和鞏固王朝不受內部顛覆。
官僚是個特權集團，但不是世襲的。漢時期，發明了一項獨特的制度，就是透過全國競爭性考試來選拔文職人員。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種帝國大學，招收的學生是專為政府部門培養的。學校不斷擴大，到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學生總數達3000人；在漢時代結束前，學生總數已達30000人。當考試這種形式後來獲得充分發展時，考試分三種級別舉行；透過任何一級的考試均可獲得三種學位中的一種。這三種學位大致相當於西方大學中的學土、碩士和博士。原則上，所有的人都可參加考試，可實際上，由於投考者需經過長期的學習，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備資格。不過另一方面，村莊、氏族或行會的捐贈也常常使窮人的孩子得到求學的機會。
由於考試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所以帝國實際上是由儒家學者根據德家原則進行治理。每個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鄉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證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在當地發展家族勢力。結果，形成一個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應靈敏的程度遠遠超過現代以前的任何別的行政制度。實際上，文職人員的選拔視功績而定，是中國帝國制度從秦始皇起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一個主要因素。不過，考試製度還有另外一面。由於它是以只承認一家學說為基礎，這就產生一種頑固的正統觀念，並引起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傲慢，而這些東西正是若干世紀後中國隨西方的入侵而敗落的一個原因。
雖然中國跨入近代以後由於科學和工業的落後而受到極大損害，但在漢時期，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那時，中國在技術上與歐亞其餘地區並肩而行；在許多領域還處於領先的地位，並一直維持到最近幾個世紀。在漢時期的數百年間，中國最重要的發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馬的使用效率的馬肩軛、鑄鐵技術、造紙術和陶器上釉術。破布製成的優質紙從約公元100年起就有了，並很快取代了書寫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條。但是由於紙不象木片那樣經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認為，某些書的散失應歸咎於紙。雖然造紙術這一偉大發明對後世來說具有無可估價的重要性，但從儲存中國文學作品的角度看，這一發明也許過早了。不過，最終使瓷器得以產生的陶器上釉術的發明是一個純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僅達到藝術創作的水平，而且從講究衛生出發也是一大進步；因為光滑的瓷器比從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製器皿更易保持清潔。
漢時期在文學方面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在撰寫歷史上。歷史著作是一個指望用過去的經驗來指導現在的民族所歡迎的。中國的五部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裡包含有大量的各種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紀時，出現了一部其內容比那時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複雜得多的歷史著作。
這部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史記》是父子兩代人合寫的，不過通常認為原作者是兒子司馬遷，因為他寫了這部書的主要部分。司馬遷作為朝廷的史官，有博覽國家所藏圖書和檔案的權利。此外，他還廣泛地周遊了全國各地，周遊期間，利用了各地藏書樓的資料。所以他撰寫的這部史書與其說是一部有獨創性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觸到的史料的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