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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專利權、國內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售的專利權。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們自然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由發揮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只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只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爭。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並將它引導到最適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號是〃Ecrasez 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容異說。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著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人們確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討論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只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更準確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並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結果產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於贊同上帝存在並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穌的復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這裡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確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性的用語——〃社會契約〃。關於統治的契約論並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已係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著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復自己原先的自由。……〃換句話說，洛克將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盧梭關於共同意志的觀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20世紀的獨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權主義政權辯護。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於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他把統治權看作只是一種〃代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行政權的受託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臺；對受託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只有服從。〃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砸爛可恥的東西〃、〃自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號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