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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南指揮部正式成立那一天，寶堰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採取夜間出動、拂曉攻擊的戰法，奔襲延陵。陳、粟早有準備。日軍撲了個空，灰溜溜地撤回據點。陳、粟又安排好了擊敵方案。日軍還在途中，王必成團長率領的新四軍第二團突然殺了出來，會同新六團、丹陽獨立支隊，將日軍包圍在賀甲村。8日下午3時，王必成指揮各部發起總攻。日軍依託有利地形，構築環形工事，負隅頑抗。新四軍前赴後繼，連續攻擊拼搏，經過26小時強攻，全殲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擊斃武村中隊長以下日軍168名，生俘3人，繳獲輕機槍4挺、步槍28支、擲彈筒2具、指揮刀2把。延陵大捷，開創了江南敵後殲敵的新紀錄，受到延安總部通報表彰。
江南局勢越來越嚴峻。新四軍在國民黨頑固派和日軍的進攻中處境更加困難。1939年11月7日，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等在重慶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商談，一致認為新四軍只有堅決而秘密地執行以一部堅持江南現地區、主力向江北發展的方針，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裝，繼續發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華中為我黨我軍最重要的生命線。我黨我軍不控制華中不能生存。並在軍事上派八路軍主力2萬餘人南下。已進入華中敵後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和與持不同意見同志的討論，也認為蘇北是當時華中最有利、最能發展的地區，是我軍的戰略突擊方向。這樣，發展蘇北的任務便由關係新四軍發展方向的一個區域性問題，上升到關係對日、對頑鬥爭的全域性位置上來了。粟裕堅決擁護和贊同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認為“向北發展”已到了時不我待的程度，應當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力爭主動。
事實上，江南新四軍“向東作戰”目的達到後，陳毅和粟裕一直在考慮“向北發展”的問題，並且積極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粟裕認為，新四軍在江南主要與日軍作戰，打的是一些小規模的游擊戰，一旦向北發展，勢必要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撓，就會與他們打更大規模的仗。粟裕站在這個戰略高度思考，從皖南迴到江南後，在集中整訓主力部隊指揮員向他們講授《關於組織戰鬥》軍事課時，反覆提醒大家：“可能不久將來，我們要打更大規模的仗。”引導大家在思想上提前作好準備：作戰物件要從主要打日軍變為打國民黨頑固派，作戰形式要從打日軍的小規模游擊戰變為打國民黨頑固派的大仗。
大約是在1939年10月底11月初，出現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粟裕及時緊緊抓住，協助陳毅做了一篇“向北發展”的絕妙文章。
蘇北地方實力派李明揚，透過他的同鄉、國民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敬久，弄到10萬發子彈。王敬久要李明揚自己派部隊去取。因途中要透過日軍嚴密控制的重重封鎖線，危險很大，李明揚決定找新四軍幫助，託人捎了一封親筆信給陳毅。11月11日，陳毅接信後即找粟裕商量。粟裕毫不遲疑地提出：從二支隊抽出力量，由盧勝、陶勇率領四團團部及第二營，擔任協助護送彈藥的任務。彈藥於11月中旬送到了李明揚手中。盧勝、陶勇所帶的部隊也藉機渡江北上，後進入蘇皖邊區，與先前渡江北上在那裡活動的梅嘉生支隊合編為蘇皖支隊，最終同活動在淮南的第五支隊取得了聯絡。這是粟裕協助陳毅走出的“向北發展”關鍵一著棋。接著，粟裕又和陳毅走出了另一著妙棋，決定葉飛率領老六團由蘇南開到揚中，與管文蔚部合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然後渡江北上，加強蘇北力量，在揚州東部地區開展鬥爭。這樣，大江兩岸的蘇南、蘇中、淮南三面聯通，互為掎角，造成了新四軍足跨長江兩岸隨時可以發展的有利態勢。
新四軍東進北上和八路軍南下，蔣介石十分害怕。共產黨領導的兩支勁旅一旦會合攜起手來，共同發展華中，在蔣介石看來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他急令顧祝同和韓德勤先在江南江北形成兩面包圍新四軍的戰略態勢，再乘機拔掉眼中釘。1939年底，中共中央在對時局的指示中強調指出：顧、韓兵力在冬季反攻名義下，從江南、江北兩面包圍新四軍，各地必須在一切地方準備對付突然事變。為此，1940年1月項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東南局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聯席會議。項英主張：皖南與江南組成兩個獨立作戰單位，在不影響爭取蘇北的條件下，由江南加強皖南力量。在國民黨大舉進攻皖南新四軍軍部時，先打破其進攻，隨即向浙、閩發展。會後，項英將這一決定上報中央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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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思考江南新四軍戰略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