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第4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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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上）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①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象”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義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佈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宣告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裡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