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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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紅軍在這裡只駐了一營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馬,進了洛川,那裡有一輛卡車在等待著我。一天以後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樓時我就從司機座旁下了車,請一名紅軍戰士(他穿著東北軍制服)把我的包扔給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接著又找了半天,這時我疑懼交加。果然沒有疑問。我的包不在那裡。在那個包裡,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捲——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檔案。必須把它找到!
在鼓樓下面激動了半天,交通警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看著我們。於是進行了輕聲的商量。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怎麼回事。那輛卡車用麻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我的那個包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樣一個麻袋裡,一起卸在我們旅程後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司機懊喪地瞪著卡車。“他媽的,”他只好這樣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機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識中感到明天早晨太遲了。我堅持我的意見,終於說服了他。卡車轉過頭來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個朋友家裡整宵沒有閤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到無價之寶的那個包。要是那個包在咸陽打了開來,不僅我的一切東西都永遠丟失了,而且那輛“東北軍”卡車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陽駐有南京的憲兵。
幸而,你從本書的照片可以看出,那隻包找到了。可是我急著要把它找回來的直覺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佈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乾脆拆除,不致使人覺得難看。原來是蔣介石總司令突然光臨西安府。那時我們的卡車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為這條道路經過重兵把守的機場。
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面——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並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採取的全部保護總司令生命的措施後來也證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衛他的軍隊中間,他的敵人也太多了。
①訪問記全文刊《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
兵變前奏
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現在不僅是中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而且還是行政院院長——相當於總理的職位。
我在上文①已經介紹過,東北軍原來是被派到五、六個省份裡去打紅軍的僱傭兵,後來卻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為一支受到它的敵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號的感染,相信繼續打內戰沒有意義,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軍隊。只有一個主張能打動他們,他們也只效忠於一箇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們趕出老家東北,凌辱和殺害他們的家人,他們就要從日本人那裡收復東北。這些想法同南京當時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東北軍對抗日的紅軍越來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個月的旅行期間,發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這種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反寧,他們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對南京政府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為基礎的。在經過幾星期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以後,終於達成妥協,但這個事件對全國抗日運動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內地有幾個地方的憤怒群眾打死了三、四個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硬抗議,要求道歉、賠款、新的政治讓步。看來很有可能再次發生一場中日“事變”,繼之以日本侵略。
與此同時,在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的抗日運動,儘管政府採取了嚴峻的鎮壓措施,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南京間接地受到很大的群眾壓力,要它採取強硬態度。十月間日本反指使蒙偽軍在日本控制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進犯綏遠北部(內蒙),這樣的壓力就開始倍增。儘管群眾普遍要求把這看作是“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訊號,但並沒有得到重視。沒有釋出動員令。南京一成不變的答覆仍是:先“安內”——即消滅共產黨。許多愛國人士開始要求南京接受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在“志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民族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這一共同的敵人。但提倡這種主張的人馬上作為“賣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