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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擁護議會形式的代議制政府,抗日救國政府,保護和支援一切人民愛國團體的政府。如果成立了這樣一個共和國,中國的各蘇區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將在自己的地區內採取措施建立議會形式的民主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問道,“這樣一個'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會在蘇區實施?”
毛澤東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樣一個政府應該恢復並再次實現孫逸仙的遺囑,和他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聯合蘇聯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中國共產黨;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
“如果國民黨裡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他繼續說,“我們準備同它合作並且支援它,組成反帝統一戰線,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拯救我國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議有沒有當前的原因?”我問道。“這肯定地必須認為是你們黨近十年曆史中最重要的決定。”
“當前的原因,”毛澤東解釋道,“是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新要求,屈服於這種要求必然會大大妨礙將來的抵抗,同時人民對日本侵略的日益嚴重威脅的反響採取了偉大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形式。這兩個條件反過來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態度的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就可以希望實現我們所建議的這種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時候,用這形式提出來,不論是全國還是國民黨就不會有思想準備。
“日前正在進行談判。雖然共產黨對於勸說南京抗日並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還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產黨就願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蔣介石要想繼續打內戰,紅軍也奉陪到底。”
事實上這是毛澤東正式宣佈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和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制,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能夠進行合作。毛澤東在這時也表示——雖然不是作為正式談話——共產黨願意在名稱方面也作一些改變,以利於“合作”,但在根本上並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願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在這以後的幾個興奮緊張的星期中,毛澤東的這一談話對時局發生重要的影響①。在這個談話刊出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幾個宣言都遭到封鎖,南京方面少數幾個看到這些宣言的領導人對之也抱深為懷疑的態度。但在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共產黨領袖本人的談話普遍發表以後,有些有影響的集團就會更加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了。又有不少人開始擁護兩黨“復婚”的要求,因為要求停止代價浩大的內戰和實現和平團結來抵抗日本徵服的威脅這一建議,對不論什麼階級都是有號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紅軍中間呆了將近四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可不容易,張學良的東北友軍幾乎已從所有戰線上撤出,由南京的軍隊或其他敵意的部隊換防。當時只有一個出口,那是由東北軍一個師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車路程。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來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象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只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做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向我握手,我嘴裡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蹚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裡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五天後,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裡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裡,吃黑豆和野豬肉。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裡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樹叢中間盡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