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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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訊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裡，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面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一

童年（中）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孃家的名寧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谷。當我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谷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箇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僱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裡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幹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谷的時候，他便多僱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裡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捱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谷裡。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裡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只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麼久，離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裡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裡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閒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僱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贊成施捨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僱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