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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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餬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為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唸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里。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　’，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只是“捱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裡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采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只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面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麼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系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燾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面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面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

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於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眾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於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