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回首"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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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要進行偽裝和隱蔽。通訊聯絡要經常暢通。國防工業要抓緊武器、彈藥的生產。二炮部隊也要做好發射準備等等。當晚７點左右，張雲生用電話把林彪口述的六條指示傳給了在北京的黃永勝。過了幾天後，張雲生從軍委的收電中得知，黃永勝透過總參作戰部向全軍傳達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條（有關二炮的一條，不向其他單位傳達，另一條是關於武器生產的，也不向部隊傳達），並冠之以一個十分顯眼的標題：林副統帥一號戰鬥號令。由此，全軍各部門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葉群只讓張雲生向黃永勝傳話，而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請示報告的事則由她辦理。葉群是要先斬後奏，以售其奸。黃永勝在１８日當晚下達了林彪的〃緊急指示〃，而葉群於１９日才以〃電話記錄傳閱件〃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等領導人報送。此件送到毛澤東處，閱後即在菸灰缸裡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個有著傳閱號的信封。以上中央檔案及知情人記述證明：林彪的〃第一號令〃僅限於對全軍各部隊所發，是一個〃戰鬥號令〃。由此可以斷言：疏散中央黨政軍領導人一事，非〃第一號令〃所能涉及，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所有視林彪的'第一號令'為疏散領導人原因的說法，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是對〃一號命令〃所包含的內容及其作用的任意誇大，應該加以糾正。何況，如例一所說，劉少奇於１０月１７日疏散到開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蘇州。〃第一號令〃於１８日晚才形成並下達。顯然，兩者的因果之論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領導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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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林彪的〃第一號令〃（3）

第二，疏散中央黨政軍領導人是由毛澤東決策、經周恩來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澤東關於實行戰備疏散的決策及關於疏散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人離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於對當時國際形勢有可能發生突發事件的判斷。

當時的主要背景是中蘇兩國關於邊界問題的副外長級談判定於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舉行。

在此之前，毛澤東在中共九大前夕就發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５月上旬，中央召開過戰備工作座談會。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召開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８月２７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國性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決定，從此，開展了群眾性的〃深挖洞〃活動。９月上旬，召開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９月２６日，毛澤東批示：〃軍隊不要鬆勁〃。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到中蘇邊界談判前夕，〃黨中央根據蘇聯當時的戰略動向和一些情報資料，懷疑蘇聯把談判作為向我發動突然襲擊的一種煙幕〃。因此，黨中央討論決定，在１０月２０日前必須將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疏散完畢。

疏散中央領導人的工作是在周恩來主持下進行的。為此，周恩來讓汪東興暫時留在北京協助其事。關於疏散安排的報告是由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王良恩簽名上報的，由周恩來指示後下達執行的。該項報告包括了以下的內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辦公，由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澤東到武漢（已去）。林彪到蘇州。劉少奇、徐向前到開封。朱德、李富春到廣東從化。陳雲、鄧小平到南昌。陶鑄到合肥。董必武到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後輾轉於岳陽、湘潭、廣州等地）。陳毅到石家莊。劉伯承到漢口。聶榮臻原計劃疏散到鄭州，後接受本人意見改到邯鄲。列入疏散計劃的還有一些領導人。

綜合當時的某些文字記載以及有關參與其事者事後的回憶，可以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澤東作出的決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號令〃的直接結果。這是在同一國際形勢背景下發生的兩件事，必須弄清這些實際情況，加以區別，這才是對重要史事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同樣，在澄清這一基本事實的同時，決不能否認當時在執行疏散計劃過程中客觀存在的根本性的區別，以及由此產生的許多問題。除了都用了一個戰備疏散的名義外，差不多同時離京的林彪的待遇與劉少奇、陶鑄的遭遇有著天壤之別。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幹分子，乘機對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劉少奇、陶鑄，進行了種種慘無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惡昭彰，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徹底清算和歷史的公正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