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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講其一：法統、正統。再講其二：忠誠、勇敢、智慧。
有人說劉備、諸葛亮、關、張、趙、馬、黃的口碑是借了正統和歷代政治需要的光了。因為歷代皇帝沒有人希望身邊出現曹、馬這一類陰謀背主的人物；而且都希望有諸葛亮、關羽那樣忠誠於君主的人出現在自己的身邊，所以就把他們抬起來了。我們不能否認，歷史人物的當下評價確實常常與政治需要有關。比如宋朝有奸相秦檜，人們不敢公開罵秦檜就指桑罵槐地大罵曹操。罵來罵去就忘了罵秦檜，真的罵起了曹操，甚至在士子間掀起了一股“反魏批魏”的潮流。與此同時又拼命的頌揚起諸葛亮與關羽一班忠勇智慧的文臣武將來。就是在國外也如此。蘇聯在面對法西斯入侵危機時，不也把他們批了多年的庫圖佐夫、蘇沃洛夫這些沙俄時代的將帥肖像掛出來了嗎？這是一種極自然的現象。除了政治的需要也與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有關。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開篇（9）
人們一提傳統彷彿就有陳腐的黴味，就意味一種保守甚至倒退的感覺。其實傳統這東西也有優劣之分。許多優秀的文化傳統既沒有歷史的陳舊性也沒有時尚的變易性。比如忠誠、義氣、勇敢、無私、仁德、智慧這些東西是人類生存的必須，是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真、善、美的價值是永恆的，絕不因時代的變易而變易，也絕不因潮流時尚而時尚，更不因一個王朝的消亡而去陪葬。因為他是人性本質的存在。無論官方、民間沒有人會喜歡奸詐、背叛、自私、愚笨、怯懦的東西，哪朝哪代人都是以此為恥的。這不是儒家學說的傳播之功，而是人性尊嚴的底定，一切由來已久。
我們看一看魏晉年間的人們對智慧、忠信、勇武的推崇程度，也許會更有利於我們對一些歷史人物歷史現象的理解。曹魏政權中的散騎常侍劉邵寫過一本《人物誌》，開篇就論及聰明：“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接著就論及“忠信”：“為臣事君，忠之本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那麼什麼是“忠”呢？“一於其身，忠之始也”；“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這三句話給忠下了三個定義：其一，忠就是從一而終不事二主；其二，忠就是中正不偏公正無私；其三，忠就是一心一意。那麼，“忠”又有什麼用處呢？“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好了，講的最明白不過了：忠君是為人臣子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間沒有什麼更高過忠的；忠就是非但要一心不二至公無私忠於王事，還要一身不事二主，不能背叛主子，這是忠的最基本要求，要身心不二；因為只有為臣忠君才能穩固君臣關係，使天下安定，才能感天地動鬼神，更何況人呢？而兩晉南北朝的劉勰在他的《劉子新論》中則論及了“誠信”與“勇武”。他講道：“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非信不成，非信不立”，並說：守信對於人而言就像一個人要過河，就要有渡船，要船行就得有舵和槳，所以只有誠信之人才能“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他還說：“春風不信（不按時到來）花則不開；夏炎不信，則草不長；秋雨不信，則百穀不實；冬寒不信，則水土不堅”，“天地靈氣不信，則四時廢”。而“能立信衡門，則可聲馳天下”，一諾之信，勝於千乘之國。劉勰講完了一個“信”字又開始講“武”講“勇”。他講道：“文武異才，併為大異”，“文以贊治，武以創業。”而晉人所注的《逸周書》則稱：“仁歷以行”，“智歷以道”，“武歷以勇”；“四方畏威乃寧”，“天作武，修戎兵，以助義正違”。由此可以略見魏晉時代的政治風尚，無外乎孔夫子的仁、義、禮、智、信，只不過處於變亂年間，尤推崇智謀計略、忠君誠信、勇敢尚武而已。而劉備集團中人物幾乎每個人都符合這幾個方面的要求；而曹魏集團的高層人物及部屬和司馬氏集團中違背這些規則的人物在三國中為最多最明顯。所以說魏晉執政人物最受攻擊，而劉備集團前期、中期的執政人物最受時人稱讚，最得史學家的好感，最受歷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推崇，也最受民間口碑稱頌，首先取決於他們自身的人格與政治履踐既符合主流政治的規範，也符合大眾審美心理的傳統尺規。因而他們得以崇高的地位也是自然，並非純粹的政治與文學的功效使然。我絕非贊同朱熹的假道學，更不是尊漢抑曹者，不過從人性的角度來審視一下而已。他們固然都是統治階級，但天下沒人統治不更亂套了嗎？正如曹操自己所說：如果沒有我，天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稱王稱帝。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開篇（10）
還有一個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