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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虎小高討論這些廣告語的時候，始終沒正眼瞧小牛那顆像保齡球一樣愚蠢的腦袋一眼。只聽見他在我們說到熱鬧處時誇張地大笑，笑聲中還夾雜著一些“表揚”我的語言。諸如：“這些廣告詞太有趣了！”“魚科長的知識面太豐富了！”（也虧他想得出“知識面”這個詞，可這些汙七八糟的廣告詞與“知識面”有什麼關係？）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討論了一個小時，後來連康鳳蓮、羅一強、馮富強、陶小北、李小南也參與進來，像科裡評先進工作者那樣七嘴八舌說笑了一番，這才似笑非笑地望著像我孫子一樣弓著腰站在辦公桌前的小牛問：“找我有什麼事？”——這一手也是跟閻水拍局長學來的——叫明知故問。你若想蔑視或玩弄一個人，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脅著肩剛準備開口，我又不耐煩地擺擺手說：“哦，修理費的事，明天再說！我得去市政府開個會。”說著撇下發愣的小牛，冷著臉起身離開辦公室。
我那天並沒有到市政府開會，而是坐著小虎的車到修理廠做了調查——這小子也真敢開，不到千元的修車費，他竟開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著單據到閻局長辦公室，如實向他彙報了此事。彙報完憂慮地說：“局裡四輛車，一年的費用得三十五萬元，今年恐怕三十五萬元打不住！”閻局長生氣地說：“駕駛員就像偷腥吃的貓，多開一點兒是心照不宣的事，哪個單位都是這樣。但也得有個‘度’，不能太離譜，這個事情你去處理，總之有一點，車輛費用不能突破三十五萬元，具體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這句話！只這一句話，我就對這三十五萬元有了處置權。我迅速起草了一個《關於車輛管理的若干規定》，給幾個駕駛員每人發了一份。規定是規定，操作在我。對誰松一點兒，對誰緊一點兒，全在我手中一支筆。連著將小牛的單據打回幾次，這小子臉都急黃了。那天下雨，我兒子放學時打電話給我，讓我去接他。當時幾個駕駛員都在辦公室，我剛放下電話，還沒說什麼，這小子便像兔子一樣極其敏捷地跑下樓，去接我兒子，生怕別人搶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樓下張望，見這小子早開著紅旗車衝進了雨中，比去接他父親都跑得快！
當然我也不會濫施權力因小失大。我將閻局長說的那個“度”把握得很好。我心裡十分清楚，我手裡這支筆是用來“打擊敵人，團結同志”的。而“團結同志”比“打擊敵人”更重要，我得用這支筆給我換來更多的票數！
在我擔任主持工作副科長几個月後，局裡又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這次測驗只有一項內容：在全域性現有的科長和副科長中推薦一個政秘科長人選。
這次印製的選票只有一個格，就是說，只能填一個人。大家都快速將選票填好後，折起來放在前面的茶几上。當時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將“魚在河”三個字寫在空格里時，故意沒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讓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來。
小蘇調局裡後，我們局共有五十人。去掉兩個下海的同志，為四十八人，老喬不參與投票，為四十七人。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連陳奮遠主任和小蘇也從建房工地趕回來參加了投票。當久違了的陳奮遠主任那天帶著小蘇風塵僕僕出現在我們局的大會議室時，我簡直覺得他們就是抗戰勝利前夕騎著一匹匹快馬從前線星夜兼程趕回延安參加七大的陳毅賀龍劉伯承和他們的警衛員。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報告最後振臂疾呼：“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經過幾年苦鬥，我終於讓馮富強這個壞蛋在我前頭“英勇地犧牲”了！從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脫穎而出，一躍而起，成為局政秘科長的當然人選！
那天當場宣佈投票結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馮富強各得四票，另外一個副科長得一票。
投票結束後，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馮富強卻神差鬼使攆到那個只得一票的副科長辦公室，對副科長說：“你那一票是我給你投的，你得請客！”
那位副科長當時黑著臉，一聲沒吭。第二天早晨上班後，馮富強再次鬼差神使跑到副科長辦公室，衝副科長嚷嚷道：“給你投了票，怎麼連個表示也沒有？”
當時恰好李小南也在那個副科長辦公室。馮富強剛說完這句話，李小南便驚愕地瞪圓了眼睛：因為她看見，悲憤交加的副科長準確地將一口唾沫吐到了馮富強臉上——副科長當時已氣昏了頭，因為那一票是他自己給自己投的！
馮富強當然不會像小馬那樣撲上去和副科長廝打，但他當時那副狼狽樣卻讓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