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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陶小北和柳如葉之間的第三種眼神，是給李小南的。
第四種眼神是給鄭向洋市長的。這種眼神裡只有恭順和敏捷。這種眼神是被動的，因為我總是像小牛小胡他們捕捉我的眼神那樣，千方百計捕捉鄭市長的眼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我的眼神一下就跳進了鄭市長的窗戶裡去，因此我的眼神已變作了鄭市長的眼神，我的眼睛變作了鄭市長的“第三隻眼睛”！鄭向洋市長瞅茶杯，我這第三隻眼也瞅茶杯，並迅速去給鄭市長茶杯裡注滿了沸水。鄭市長有點厭惡地瞥某一個人，我也便有點厭惡地瞥某一個人。鄭市長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訴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輕鬆一下，我就趕快像崔琰那樣扮作魏王接見那個匈奴使臣，讓鄭市長雄赳赳地執刀立於一旁。鄭市長若喜歡柳如葉，但鄭市長揹著手走進藍天大酒店大廳時，卻不能用目光追隨柳如葉。因為在任何公眾場合，都有很多隻眼從各個角度照射、窺視和觀察著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葉，哪怕只是那種“一瞥”，也會被別人看出“端倪”來。尤其是惠五洲書記的秘書，就會將這樣的目光放大，也許就會有一個系統針對這束目光做文章。於是一束目光就變成了一段故事。這樣的故事累積多了，鄭向洋市長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穩了，哪一天甚至會被掀翻，讓鄭向洋市長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個大跟頭。
可鄭向洋市長又實在想看看柳如葉那張俏臉，此時他的“第三隻眼”便派上了用場。有一次，雷秘書打電話告訴我，他要隨鄭市長去省裡開會。雷秘書這以後常與我通電話，我們已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著熱線聯絡。我們甚至常常互發簡訊問候。比如：“我隨鄭市長在北京，你呢？”“我在局裡上班。”我這樣“回答”雷秘書。“問李小南好！”雷秘書又發過來。“她也問你好！”我再發過去。有時我們也發一些有趣的東西，但不一定是黃段，我們其實很少發黃段。有一次他隨鄭市長在三月十二日植樹歸來，坐在車上給我發來一首題為《植樹》的打油詩：
一路警笛聲聲，
下車前呼後擁；
栽了幾棵小樹，
幹活三五分鐘；
記者左拍右照，
任務勝利完成；
地方中午設宴，
喝個迷迷瞪瞪；
先去三樓桑拿，
再去五樓歌廳；
次日頭版新聞，
大幅照片刊登；
市裡領導植樹，
取得圓滿成功。
我當即給他回發了兩個類似的簡訊，其一題為《領導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著稿子念念；
檢查工作，隔著玻璃看看；
群眾上訪，糊弄糊弄勸勸；
接待上級，酒桌殷勤獻獻；
專案動工，鏡頭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鄉扶貧，年末下去轉轉；
主要精力，上級領導見見。
其二題為《幹部使用種種》：
褲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褲改女褲：交流使用；
襯衣改褲衩：降職使用；
風衣改圍裙：掛職使用；
背心改乳罩：雖說是平調，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書互相發來發去的，大多是這樣一些具有諷刺現實意味的東西。又比如：“理論聯絡實惠，密切聯絡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學校像賓館，校長像老闆，學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書和我建立起這種親密關係，使我隨時可獲知鄭市長的行蹤和去向。那次鄭市長去省裡開一週會，我是在第四天找了點差事趕到省城的。當然不是我一個人，還有柳如葉。我帶柳如葉去省城秘密會見鄭市長那一年，“性賄賂”這樣的提法還遠未在報紙上出現，可見我是“開風氣之先”。我們在一個四星級酒店住下來，充分享受了高檔賓館的“人性化服務”。那天晚上，我撥通了鄭市長的手機。鄭市長沒帶秘書和司機，直接進了我提前預訂的高檔包房。我們在包房裡唱歌，跳舞，喝啤酒，談人生。我們說一會兒話，在柔美曼妙的樂聲中跳一會兒舞；再說一會兒話，再跳一會兒舞。鄭市長和柳如葉跳舞的時候，我一直在考慮啥時候藉故離開。我知道離開太早不好，離開太晚也不好。正當我盤算何時離開恰到好處的時候，鄭市長問到了我的工作，並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讓我擔更重的擔子，將馬方向調到“銅行辦”或“能源辦”去當主任。“這個傢伙是惠五洲的人，現在惠五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