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的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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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幾次轉移，臺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經過大約20年的時間，臺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等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1971年臺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

現實雖然如此，當初蔣經國提議的“十大建設”，因為規模過大和舉債甚巨，仍遭到各方專家的質疑，紛紛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蔣經國卻力排眾議，抱定“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信念。

“十大建設”的確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從蔣友柏出生之前就開始啟動，直到1979年底才完成。這時蔣友柏已經3歲了，開始蹣跚學步。

後來現實發展也證明蔣經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大工程建設確實推動了臺灣經濟起飛。臺灣領先全球從經濟蕭條中復甦，之後更以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發展。

臺灣在蔣友柏的童年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締造舉世知名的“臺灣奇蹟”。當島內經濟日新月異地快速發展時，人們思想也開始呈現百家爭鳴，1977年終於釀成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那就像一場五四新文*動。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動反對的是文言文的舊文學，而鄉土文學一方堅決抵制外國現代文化思想和藝術流派對民族文化的衝擊，主張文學向民族立場迴歸；另一方則重視吸收和借鑑外國文化思想和藝術經驗，對傳統的中國文化採取批判態度。

臺灣的思想界如火山般活躍，但島內的政治氣氛卻是怪怪的，就像是一隻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民眾對*自由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大家著手一次又一次的“衝破”行動。

1977年“中壢事件”拉開了黨外運動的衝突序幕，到1979年12月10日高雄發生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由一本雜誌引發了一場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了臺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衝突。開明的蔣經國沒有對當事人採用血腥*，而當年事件的參與者和辯護律師日後都成為民進黨的主力。接著*化從小而大以致撲天蓋地而來，蔣經國先採取高壓，最後只能預設。

當然，一波波的經濟和政治事件，對尚在牙牙學語的蔣友柏來說，真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他的童年像每個臺灣的孩子一樣，耳畔傳來的是鄧麗君的歌曲，電視裡熱播的是瓊瑤的言情劇，而金庸的武俠則是他的最愛。

留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給童年帶來無數歡樂的歌謠，《蝸牛與黃鸝鳥》《三月裡的小雨》《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繕這些婉約情調，就像悄悄流逝的歲月般美好。

這是一場幾乎與蔣友柏一起降臨人世的校園民謠運動，當時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以產生大量傳唱不衰的經典歌曲。這些歌讓蔣友柏的童年蒙上一層詩意的光輝：羅大佑《童年》裡的無憂無慮的快樂，侯德建《龍的傳人》的愛國主義情懷，陳賢德《蘭花草》的清新優美，齊豫《橄欖樹》那種對故鄉淡淡的眷戀繕

成長在臺灣第一家庭的蔣友柏，童年時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錦衣玉食。他手上就像有一個阿拉丁神燈，只要說一下要什麼東西，馬上就會有僕人送到跟前。不怕別人做不到，就怕自己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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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永遠沒法在花圃裡培植

童年的蔣友柏多數時間是住在臺北市內的。父親蔣孝勇因為工作的需要，所以一家人經常住在中興公司分配的住宅裡，以方便聯絡業務和應酬打理。而他們家在陽明山上有一幢日式的別墅，離開臺北市有16公里的路程，有時一家人隔三岔五的去那裡上小住數日。

這座陽明山原來叫草山，因為多生茅草而著名，後來蔣友柏曾祖父移居臺灣後，選擇這裡做行宮官邸，卻忌諱草山有落草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陽明山”。陽明山雖與車水馬龍的臺北近在咫尺，但卻有種世外桃源之感。在萬木蔥蘢的大山中間，蔣友柏家的別墅就身藏其中。旁邊是大伯蔣孝文以及二叔蔣孝武的別墅。

蔣友柏可以說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但在蔣經國儉樸作風的影響下，蔣孝勇對孩子的教養是一切按蔣家家規管理。蔣經國常用一句話訓勉蔣孝勇：“蒼勁的松柏永遠沒有辦法在花圃裡培植”，這讓他對他的柏兒更是嚴格要求。

“男孩是要用管的，女孩是要用疼的”，是蔣孝勇的名言。蔣孝勇從小是被父親蔣經國這麼打大的，所以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友柏小時候因為淘氣沒少挨爸爸揍。雖然大多數時候玩起來，父子兩個沒大沒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