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的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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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黨營事業，從此和黨營事業結下緣分。

蔣孝勇先進中央玻璃纖維公司擔任協理，以後逐步升任總經理，5年後他調到中興電工機械公司。進入中興公司之後，他設法提升公司的競爭力，調整生產線以提高產能，整頓員工紀律以改善公司風氣，把家電、發電機、中央空調等業務擴大。由於蔣孝勇非凡的活動能力，凡是臺灣大型冷氣裝置的安裝，一律劃為中興公司承包安裝。

經過蔣孝勇的銳意革新後，中興公司一改以往的頹局。從他當初剛進來時的總營業額6億元，逐步上升為每年純利潤就達到6億元。一眨眼幾年過去了，從前在實業界默默無聞的蔣孝勇，很快變得聲名日隆了！

在中興站穩腳跟後，蔣孝勇接任了電器工業同業會理事長。到1980年他不但掌控中興上市公司，而且又成為臺灣“*全國工業總會”的常務理事。短短數十年的時間裡，蔣孝勇一下躥升至國民黨黨營事業的“領軍”人物，並在工商界佔據舉足輕重的位置，被媒體稱為“臺灣最年輕的領導者，卻具有最大的權力”。

蔣孝勇年紀輕輕就做到這麼高的位子，正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滿，兒子蔣友柏聰明伶俐，健康茁壯地成長。在大兒子友柏兩歲時，第二個兒子友常也來到人世。蔣孝勇每次回家看到兩個可愛的兒子，就覺得工作上再苦再累也值得。

少年得志的蔣孝勇雖然不事張揚，但蔣經國還是覺得兒子在政治上十分稚嫩，一時還難成大氣，所以，一直有意地抑制他在政治權力圈裡過早出頭，以防他“得意忘形”而自毀前程。蔣經國總是告誡蔣孝勇專注於工商業，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績以後，再考慮在政界的發展。國民黨十二次全體代表大會時，蔣經國把他從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刪除，就是一個最好的明證。

一次蔣經國跟兒子意味深長地說：“孝勇啊，你已經成熟了，你以後要做什麼，我隨便你；但我又勸你一件事情，政治是一條很辛苦的路。”

蔣孝勇聽後直接跟父親說：“報告父親，我這輩子啊，你放心好了。別的事情我都會做，就是兩件事情我不做——第一個不幹公務員；第二個不做黨工。”

蔣孝勇雖然回答得如此乾脆，但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一頭栽進了政治的漩渦中。

那是1985年，正當蔣孝勇在商界幹得有聲有色，二哥蔣孝武犯下彌天大錯。本來在政海宦途幹得大有希望的蔣孝武，由於涉嫌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這一年初春被“外放”新加坡。

恰恰在蔣孝武黯然離臺不久，蔣經國的先天性糖尿病越發嚴重了，不但改裝一隻名存實亡的義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而以輪椅代步，他不得不選擇了兒子蔣孝勇作為他的幫手。蔣孝勇無奈之下把中興公司的公務推給手下總經理全權代管，眼看著由他一手經營起來的中興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因為蔣孝勇長期跟隨在父親蔣經國身邊，在權力的頂峰周圍，哪能和政治撇得清干係。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整天跟政壇中人打交道，縱然蔣孝勇不想走政治這條路，也會被人視為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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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臺灣迎來了騰飛

在蔣友柏尚在襁褓之中時，正值臺灣發展的關鍵期，考驗一波波接踵而來。但是，在他爺爺蔣經國穩健地帶領下，居然化險為夷穩步發展。

在蔣友柏出生之際，正是臺灣社會深處挫敗感之時，島內外的局勢異常嚴峻。美國和大陸恢復建交，讓臺灣外部生存環境困難起來；全球石油危機和臺灣通貨膨脹，讓島內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蔣介石當年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計劃，已對臺灣人沒什麼吸引力。不過當初跟著國民黨來臺灣的人，一直都以為他們很快就會回去了，可是沒想到這一待就是幾十年。政治的環境是現實的，“*”的口號越喊越弱，只能改為“三*義統一中國”。

在這內憂外患情形之下，逐漸掌權的蔣經國決定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臺灣人民建立信心，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1974年，蔣經國宣佈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這項巨大工程包括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臺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製造等基礎建設。

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臺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赤貧人口大幅降低。在穩定的政治與社會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