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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孝勇在臺灣時就經常與擔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兼秘書室主任的王家驊談到日記問題，因為王家驊曾親手處理過蔣介石及蔣經國日記、書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驊對蔣孝勇的一些話記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從經國先生臥房出來，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說：‘今天爸爸跟我談到阿伢和他的日記，很關心處理情形如何。爸爸說，阿伢的日記非常重要，這裡面關係到歷史，什麼時候能夠發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儲存。’”
蔣介石從年輕時就有記日記的習慣，一直到1972年左右臥病才終止。蔣經國也是一直記到1981年，那時他公務繁忙又因為眼睛出了問題才不得不停止。兩蔣的日記都是用毛筆所寫，再請專人重新謄寫了一遍。
整理蔣家兩位先人的日記，對蔣孝勇來說是一項艱鉅而神聖的任務，他要把祖父、父親生前親筆記下的文字一點一滴整理出來。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將其公之於眾，中國近現代歷史無疑要改寫。
蔣孝勇想若他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後，這些日記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適的時候將會把日記暫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供蔣家以及蔣家指派的研究人員入所研究及整理資料。
蔣孝勇依然保持著在軍校時養成的生活規律，晚上10點鐘就寢，早晨6點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書房，整理這些日記資料，或讀書思考，或埋頭筆記。思接百年，心鶩八極。
雖然身居遠離故土的加拿大，但蔣孝勇卻毫不懈怠，他每天堅持瀏覽華文報刊，仔細地剪報、摘記重點、寫感想。《我內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爾寫出來的。方智怡則一邊相夫教子，協助丈夫整理檔案，一邊電話遙控臺北“怡興幼兒園”的業務。
日子如水般不捨晝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生活一轉眼滿3年了。蔣孝勇乾脆帶著友柏他們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這幾年時間裡最讓一家人興奮的事情，莫過於蔣友青的出生。那是1990年冬天，母親即將臨產而住院，父親每天要照顧醫院裡的媽媽，又要接送友柏兩兄弟上學。這段日子友柏長大了很多，已經懂得替父母分擔家務。
1990年，蔣家又一個新成員來到人世。當時媽媽方智怡多麼希望是一個女兒，可又是一個兒子。她嫁到蔣家一口氣竟然生了3個兒子，方智怡在小兒子出生那刻，居然在產房裡委屈地哭了起來。
虎頭虎腦的小弟弟出生，給蔣友柏和爸爸帶來了意外的驚喜。當年曾祖父在世時，早就把蔣家第四代的男子名字命名，這下名字就不用大家操心了。“松柏常青”4個字，蔣友柏一家子一下子佔去了3個，這讓他們一家人很有成就感。
在蔣孝勇夫婦眼裡，彷彿看到了這個日漸衰微的蔣家，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在友柏和友常兩兄弟看來，無疑多了一個小開心果，這樣每次放學後，可以逗弟弟玩了。
蔣家人是難做的
1991年7月31日，二叔蔣孝武因為心臟病突然離世，年僅46歲的他毫無徵兆地走了。當噩耗傳來時，帶給蔣友柏一家無限的震撼和傷感。
蔣友柏知道父親和二叔的感情最為複雜，他們兄弟倆相差兩歲，童年時代就如一對小冤家一樣在一起打鬧終日；後來爺爺去世時因為沒有遺囑，所以二叔還和父親有過爭執。
畢竟血濃於水，他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兄弟。讓蔣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過世前，獲得兄長的諒解，然後關係變得很好，成為相當親密的兄弟感情”。
蔣友柏對二叔倒是印象漸遠漸疏，因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職，中間只是偶爾回來，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爺爺的葬禮上，當時他哭得最為傷心，可能因為這些年他過得頗為不順。
蔣孝武1945年出生於老家奉化。他從小就心眼很多，蔣介石曾對身邊人說：“這個孝武啊！眼睛動不動就眨呀眨的，可見他主意多，是個計謀多端的鬼靈精。”
蔣介石的確沒看走眼，蔣孝武從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曾赴德國留學，後返臺進入國民黨黨務部門實習。從主持臺灣“中央廣播電臺”工作開始，逐步涉足國民黨的情報系統。他原來在政壇上一路順風順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為“江南命案”不僅讓他毀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
連小小年紀的蔣友柏對“江南命案”都是耳熟能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