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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教材書，並與商務印書館同仁沈知方、戴克敦等集資25000元，創立中華書局。1912年1月1日，中華書局開業，費逵任經理。書局以“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為號召，與商務競爭。1915年，改組書局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局長。出版由梁啟超主編的《大中華》雜誌，並出版《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婦女界》等刊物。1916年，資本增至160萬元，分局40餘處，職工千餘人，成為國內第二家華商大書局。陸費逵主持中華書局30餘年，編輯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華大字典》、《辭海》、《四部備要》，影印《古今圖書整合》等鉅著，總計出書近2萬種。歷任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中華工業總聯合會委員等職；抗戰時連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屆參政員。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養雜談》、《婦女問題雜談》等。
陸費逵
口述：陸費銘秀（陸費逵之女）
這一段辦學校的經歷，孕育了他後來的教育思想……
1934年，父親曾經寫過一篇《我的青年時代》，在文章中敘述了自己年輕時的一些經歷。父親寫那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當時的《申報月刊》二卷一期上俞慶棠女士發表文章將父親跟愛迪生、高爾基等人並舉，認為他們是“自己掙扎的模範”。父親看到之後，說自己不敢與諸賢相比，但從小就“自己掙扎”倒實有其事，於是寫了這篇回憶青年時代的文章。 父親在這篇文章中說自己一生只付過十二元學費，十七歲的時候用捐集得來的二十三元開辦了一個小學校，他對這事頗為自得。 父親幼年主要的教育來源於祖母，除了讀過一年私塾之外，之後便全憑自學成才，到十九歲那年，他已經開始自己撰寫著作了。至於開辦的那個學校，一開始是幾個朋友的一時興奮，後來其他人漸不過問，父親一人支援了八個月。當時有二十七個學生，有八個是免費的。到後來結束的時候，不但沒有虧空，還剩下四元幾角。這一段經歷，孕育了他後來的教育思想。
武昌起義之後，他預料革命必能成功，開始醞釀編撰新的教材
父親在《我為什麼獻身書業》一文中曾說：“我十九歲有感於買書難，拿當時的狀況做比例推算，中國書業每年應有三萬萬元之營業。年少氣盛，野心勃勃就決計獻身書業了。” 父親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時候，商務認為他是個人才，對他的待遇非常優厚。武昌起義之後，他預料革命必能成功，清朝的舊教材必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於是開始醞釀編撰新的教材。在新教材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孫中山是當今中國的第一偉人”。 當時商務的主要領導認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話，出版這樣的教材存在風險，也存在危險，採取了保守的態度。 父親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務實現，於是便和戴克敦、陳寅、沈頤等人暗中集資編寫新教科書並籌劃創辦中華書局。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翌年，父親便和眾人一起創辦了中華書局。那時商務的教科書還來不及改編，而清政府頒行的教科書又為新政府禁用。中華書局的新教材不但內容新穎，又能適應形勢，一時間風行全國，幾乎獨佔市場。 後來有人說，中華書局是以編印教科書起家的。 。。
陸費逵：締造中華書局（2）
父親和蔡元培的這場筆墨官司，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父親一生常自稱好言教育，他認為“教育得道，則民智開，民德進，民體強，而國勢盛矣”。由於志趣相投，他跟當時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要好的朋友，來往非常密切。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父親常常和他探討教育問題，曾多次著文獻議，也多次得到蔡元培與教育部的採納而得以施行。 蔡元培曾經打算刊行白話日報。父親直率地表示辦白話日報不是教育方面的緊急工作，改革教育體制才是當務之急。前清的教科書編法陳舊，害人非淺，不如定一個暫行辦法，先電告各省教育司，為開學做準備。 隨後，父親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敬告國民教育總長》一文，建議迅速宣佈教育方針，頒佈普通學校暫行簡章、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規定行政許可權等。他的建議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蔡讓父親代擬電文通令全國。隨後，由教育部發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規定縮短年限、減少課時、小學男女同校、廢讀經科等。暫行辦法是父親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大改革。同時，《辦法》的實施也推動了創立之初中華書局的發展。 接著，父親發表《國民教育方針當採用實利主義》一文，這篇文章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