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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人也一起被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當天下午，父親等人在法庭上義正言辭、據理力爭，到晚上8點左右，七個人就都陸陸續續地獲得了保釋。但是沒過幾個小時，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親到家後沒有多久，就又被帶走了。
在囚禁的過程中，父親與其他五位先生被關押在一間屋子裡。父親跟他們提出：六個人是一個人，要有“一致的主張和行動”。經過商量，他們商議出三項原則：關於團體（指救國會）的事，應有團體解決；關於六個人共同的事，應由六個人共同決議解決；關於個人的事，應由個人自己負責。他們還商量好：如果當局把六個人分開羈押，那麼大家就一致用絕食來抵抗。其他五位考慮到父親年紀比較大，表示他可以不參加絕食，但是父親卻不肯。
父親他們被捕之後，國民黨為了阻止他們和外界聯絡，規定18歲以上的人不允許探監。小孩子不在他們阻止的範圍之內，當時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三家的孩子和我哥哥的孩子都10歲左右，被允許可以探監，這幾個孩子都曾經到監獄裡給大人們送信或者取信出來。
“七君子事件”經歷了很多周折，後來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之下，父親他們終於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監獄。
1937年8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從那以後，父親跟共產黨方面的聯絡就一直沒有斷過……
“七君子事件”之後，我開始照顧父親的生活，並且協助他的工作。當時全國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父親從上海抵達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活動。父親到達南京之後，蔣介石單獨找到父親，要求他解散救國會，但是父親堅決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親和共產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託別人交給父親一張被國民黨關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後，父親跟共產黨方面的聯絡就一直沒有斷過。
父親跟周總理的聯絡很多，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慶之後。在重慶，父親住在梁莊，住在他對面的是一個叫王炳南的黨員，王炳南經常跟總理聯絡，父親跟他住對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資訊。父親自己經常去找總理，董必武也常常跟他一起去。
到了1939年，局勢開始變得複雜了。雖然還在談國共合作，但是國民黨在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且還設定了防共委員會。這些事件直接導致了後來的“皖南事變”。這一期間，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根據周總理的建議，把救國會發展成為一個政黨性的團體，進行了大量“重建救國會”的工作。1941年，國民黨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共產黨拒不出席，父親以及救國會也就沒有參加。
1957年，一些曾經跟他在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和戰友，都被宣佈為右派
左一為沈鈞儒
新中國建立之後，父親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主動解散了救國會。後來總理得知救國會被解散，感到非常惋惜，認為應該保留下來。在那個時期，父親住的房子很寬敞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他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但是那時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觸並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太極拳，藉此來鍛鍊身體，另外他還很喜歡打乒乓球、閱讀報紙、關心時事，在他的書桌上，擺滿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經跟他一起奮鬥過的同志和戰友，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等都被宣佈為“右派”。對此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他對毛主席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明白毛主席怎麼會搞出“反右”的運動呢。他的這些思想，只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過一些交流。但是對於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
1963年1月2日，是父親的88歲大壽。那一年的元旦，周總理以全國政協的名義，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宴會，招待北京70歲以上的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為父親祝壽，同時也算是給各位老人集體祝壽。在祝壽會上，總理說父親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這是對他很恰當的評價。 。。
陸費逵：締造中華書局（1）
人物簡介
陸費逵（1886—1941），字伯鴻，幼名滄生，桐鄉人。早年在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辛亥革命前，他預計革命成功有望，認為振興教育首當改革教材，暗集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