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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不依不傍著新編（2）
父親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從六十年代開始寫的，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兩冊，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東西。當時也有人勸他接著往下寫，因為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擔心他不能寫完。但是父親不同意，他覺得只有從頭寫才能把他的真實思想表現出來。
當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樓梯的時候，我的腳步很輕快：老人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
父親終於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為看重的大書《中國哲學史新編》。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親交稿。我是一個人去的，我清楚地記得，當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樓梯的時候，我的腳步很輕快：老人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出版社當時也很熱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樣打了出來。這部書的前六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順利，但是第七冊卻至今沒有在該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刪去批評毛澤東的有礙文字，我拒絕了。我想，這是一本學術著作，學術觀點在發表後可以討論。（當時有些政協委員兩次提出：人民出版社應該把馮先生的書出全。政協委員的意見提出以後，得到答覆，說第七編有問題，不能出。後來我也曾經給李瑞環寫信，但是卻沒有下文。後來人民出版社幾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書中的有關字話去掉，但是我堅決不同意。直到現在，人民出版社也沒能出版第七冊，就是因為書中有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其實父親對於毛澤東的批評只是一種學術上的觀點，我覺得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讓大家討論，才算是百家爭鳴。）
父親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中曾經寫道：這本書如不能出版，餘則為王船山矣。在解放之後，知識分子經過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騰，要經常否定自己以求過關，並且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父親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也是汲取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可是這次寫完全是他自己的體會，自己真正認識到的思想，就是要寫出他自己心裡想說出的話。到了後來，父親越寫越自由，越來越不依傍別人，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海闊天空我自飛”。
張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寫了兩句話：“相逢在彼岸，繼續論哲學。”
父親不止一次說過：等書完成之後，有病也不必治了。這話讓人心痛，在父親寫作的過程中，作為女兒，我當然希望父親儘快完成他的心願，但是，我更擔心的是，他在心願完成之後身體會垮掉。《中國哲學史新編》完成之後，我們建議他去寫另一本著作《餘生札記》，寫一些他在文藝上的隨感。有時他的一些朋友來看望他，也總是提醒他還有一本沒有完成的著作。父親和朋友們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後才漸漸恢復起來的。在“文革”期間，他們是不敢隨便來往的，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引禍上身。在父親晚年，來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學生，和他同時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經凋落。
張岱年先生和父親的交往相當的早，張先生從師大畢業之後到清華作助教，後來又和我的七姑結婚。當時我們家住在清華園的乙所，騰出了一間房子給他們做新房。張先生結婚的時候我七八歲，結婚需要有人給新娘子拉紗，給七姑拉紗的人就是我。後來抗戰爆發，我們全家搬到城裡，張先生還是跟我們住在一起，直到我們南去。
馮友蘭：不依不傍著新編（3）
父親去世那天，張先生一早就到了我們家，執意要到太平間看看父親。考慮到他年事已高，我勸他不要去，但是他卻不肯。後來由清華的兩個人陪著張先生到友誼醫院看望。張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寫了一句話：“相逢在彼岸，繼續論哲學。”我想，那正是他們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幫助父親完成他最為看重的《中國哲學史新編》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經把父親的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實現自我”，然後是“失落自我”和“迴歸自我”。父親寫《中國哲學史》兩卷本的時候，是在“實現自我”階段。那個時期父親在清華做文學院院長，一共做了十八年，對於清華的文科建設有很大的貢獻。他一邊教書，一邊做學校的行政工作，一邊還在著書立說，抗戰前是《中國哲學史》，抗戰時期寫出了《貞元六書》，那是他的哲學體系。第二個階段，就是思想改造時期，思想改造的過程也是父親“失落自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失落的不僅僅是馮友蘭一個人，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但是這個過程在父親身上體現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個過程歸結為“馮友蘭現象”。湯一介說思想改造對於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