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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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得多。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滿了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伊藤離京後，先後到武漢和南京拜訪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全面掌握中國實力派政治人物的傾向。他返回日本後，於12月10日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說，主題為《遠東的形勢與日本的財政》，在談到中國之行時，他指出：

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麼廣大的國家裡，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徹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這段講話，確定了此後日本對大清改革總體基調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絕對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須要有相當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作保障。　。。

大臣與首相的差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8）

梁啟超曾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實還是沒能看透他有難言之隱：只要看看李鴻章出訪歐美時的精彩對談，以其才幹和閱歷，怎會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鴻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於其自身，而在於其腳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在寫給恭親王和文祥的信中憤憤難平地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這不是李鴻章的牢騷之詞，而正是當時清廷上下的真實寫照。

李鴻章辦洋務企事業，上受制於*之清廷，中受制於保守之同僚，下受制於愚昧之國人，進展十分困難。幾乎每倡一議，行一事，頑固派都要信口雌黃，橫加阻撓。對於李鴻章近代化思想總綱的《籌議海防析》，“廷臣會議，不置可否”，連較為開明的文樣也認為是危言聳聽，因而“目笑存之”，不僅無人贊同，反而有人“痛詆”；輪船招商局開設之初，作為競爭對手的“西人尚無異問，華偏增多口”。勉強開辦之後，不是派員查賬找岔，便是敲詐勒索，弄得李鴻章等人窮於應付；一旦地方開設工廠，不是“地方官帥禁用洋法”，便是愚昧計程車紳百姓以為機器響聲太大，煙囪有傷風水，男女同工敗壞人倫。“繼昌隆”繅絲廠便因此被逼遷澳門。最典型的莫過於興修鐵路的爭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李鴻章便有此提議，但“聞者莫不咋舌”，頑固派“舉朝狂吠”，大談什麼治國之道在於“己人心”，“尚禮儀”，“何必日利”，什麼修鐵路會損地脈，“使山之神不得安寧”，有些則乾脆肆口謾罵“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肥己進身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也”等（《洋務運動資料》，六，137頁）。這樣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國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鐵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樣的時間內，修築了三千英里。

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悠悠之口，眾論一辭。李鴻章常常感慨種種計劃“終不得放手為之”，“其功效茫如捕風”，心境日益懈怠悲涼。李鴻章為中國近代化撲騰了一輩子，折騰了一輩子，也窩囊了一輩子！而他的孤立無援，也與清廷之中無人能主持大計密切相關。同光年間，慈禧挾小皇帝臨朝，無識無才，竭盡操縱、駕馭之能事。李鴻章雖位列閣首、人稱“相國”，不過是虛銜。他從未進入軍機處，一直處於“外臣”的地位，朝廷重權始終掌握在皇室親貴手中，令他常有力難從心之感慨。那拉氏雖然善玩權術，卻不知兵機，不察政理，瞎馬臨池，昏庸苟且，以雄才大略自視甚高的曾李師徒，卻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頤指氣使，瞎亂指揮，其胸中幽怨不平之氣，自可想見。難怪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也為李鴻章悲嘆不已：“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鴻章聽了，只好“默然”。

當時清政府“僱傭”的英國僱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五更風雨夢千里，半世江湖身堪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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