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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得多。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滿了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爭暗鬥。”伊藤離京後,先後到武漢和南京拜訪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全面掌握中國實力派政治人物的傾向。他返回日本後,於12月10日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演說,主題為《遠東的形勢與日本的財政》,在談到中國之行時,他指出:
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麼廣大的國家裡,對於幾乎數千年來繼承下來的文物制度、風俗習慣,進行有效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要想決議改革,我認為一定要有非常英邁的君主及輔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徹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這段講話,確定了此後日本對大清改革總體基調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絕對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須要有相當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作保障。 。。
大臣與首相的差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8)
梁啟超曾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實還是沒能看透他有難言之隱:只要看看李鴻章出訪歐美時的精彩對談,以其才幹和閱歷,怎會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鴻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於其自身,而在於其腳下的土地。
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在寫給恭親王和文祥的信中憤憤難平地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這不是李鴻章的牢騷之詞,而正是當時清廷上下的真實寫照。
李鴻章辦洋務企事業,上受制於*之清廷,中受制於保守之同僚,下受制於愚昧之國人,進展十分困難。幾乎每倡一議,行一事,頑固派都要信口雌黃,橫加阻撓。對於李鴻章近代化思想總綱的《籌議海防析》,“廷臣會議,不置可否”,連較為開明的文樣也認為是危言聳聽,因而“目笑存之”,不僅無人贊同,反而有人“痛詆”;輪船招商局開設之初,作為競爭對手的“西人尚無異問,華偏增多口”。勉強開辦之後,不是派員查賬找岔,便是敲詐勒索,弄得李鴻章等人窮於應付;一旦地方開設工廠,不是“地方官帥禁用洋法”,便是愚昧計程車紳百姓以為機器響聲太大,煙囪有傷風水,男女同工敗壞人倫。“繼昌隆”繅絲廠便因此被逼遷澳門。最典型的莫過於興修鐵路的爭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李鴻章便有此提議,但“聞者莫不咋舌”,頑固派“舉朝狂吠”,大談什麼治國之道在於“己人心”,“尚禮儀”,“何必日利”,什麼修鐵路會損地脈,“使山之神不得安寧”,有些則乾脆肆口謾罵“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肥己進身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也”等(《洋務運動資料》,六,137頁)。這樣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國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鐵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樣的時間內,修築了三千英里。
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悠悠之口,眾論一辭。李鴻章常常感慨種種計劃“終不得放手為之”,“其功效茫如捕風”,心境日益懈怠悲涼。李鴻章為中國近代化撲騰了一輩子,折騰了一輩子,也窩囊了一輩子!而他的孤立無援,也與清廷之中無人能主持大計密切相關。同光年間,慈禧挾小皇帝臨朝,無識無才,竭盡操縱、駕馭之能事。李鴻章雖位列閣首、人稱“相國”,不過是虛銜。他從未進入軍機處,一直處於“外臣”的地位,朝廷重權始終掌握在皇室親貴手中,令他常有力難從心之感慨。那拉氏雖然善玩權術,卻不知兵機,不察政理,瞎馬臨池,昏庸苟且,以雄才大略自視甚高的曾李師徒,卻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足下,受其頤指氣使,瞎亂指揮,其胸中幽怨不平之氣,自可想見。難怪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也為李鴻章悲嘆不已:“惟與婦人孺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鴻章聽了,只好“默然”。
當時清政府“僱傭”的英國僱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打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比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哈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五更風雨夢千里,半世江湖身堪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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