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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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的錯誤判斷，對列強的不甚瞭解，每每導致“賠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權術制人，反而為人所制。既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也耽誤了戰備和時機。比如他早年就對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觀火，1874年底曾在奏摺中憂心忡忡地說，日本“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不斷激勵同僚“要當刻刻自強，便可相安無事”。然而正因沒有正確的外交思想，過分相信國際法和條約的約束力，他又對日本抱有“某種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鮮局勢破裂發動甲午戰爭時，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誼”或“誠意”，把國家的命運寄託於列強身上，沉湎於“萬國問日開釁之罪”和“俄人興兵逐倭”。

他哪裡知道，自己是在與虎謀皮。十九世紀的西方各列強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貪婪無比，慾壑難填，並不會無緣無故地為了維護“公理”而為弱小國家“仗義執言”的。比如他輕信“聯俄抗日”，讓狡猾的俄國人透過《*》獲得西伯利亞鐵路的築路權，迫使清政府租讓旅順口，黃遵憲嘆他“老來失計親豺虎”，真可謂一語中的。然而，一間關了幾千年的鐵屋子，猝然開啟，黃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讀著四書五經、兼愛非攻的李鴻章一下成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訪問時，德國大臣歡迎時說：“惟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親暱之中不無辛諷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強威逼下籤訂完空前悲慘的城下之盟《辛丑條約》，七十八歲的李鴻章伏在病榻上顫抖不止地給朝廷寫下最後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後總結：

臣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有轉機。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幾十年來的家國離亂，直到此時李鴻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有多麼重要！難以想象他即將告別人世時寫下“必多一次吃虧”時是怎樣的心情？在黃河岸邊的輝縣，從陝西迴鑾的路上讀到李鴻章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聲”。

大臣與首相的差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7）

§孤獨遠行的李鴻章

梁啟超說“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輩無數；中國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李鴻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啟超仍斷言“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員大多數都曾經留學或考察過歐美，是經驗豐富且足踏實地的實幹家。“維新三傑”更是家喻戶曉，成為維新啟蒙的精神導師。文相森有禮曾留學英美，是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歐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義是日本新產業政策的制定人。這樣“異體同心”的領導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張順利推行。明治維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時代的切實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統一的思想、統一的信仰、統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時代的人們，對於國家問題表現出強烈的熱情和關心，把國家的事情都當作自己的事情。國家精神、進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燒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維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

反觀晚清，在面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朝廷大員仍黨同伐異，權衡官場得失，清流物議，飛短流長，惟恐李鴻章獨搶風頭。驕侈淫逸，權力慾極強的慈禧太后把持臨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眾，“勵精圖治”。在舉朝渾噩的環境中，李鴻章猶如“鶴立雞群”，但卻孤掌難鳴；被日本人稱為“際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環境中，自然“水漲船高”，揚帆遠行。

那麼，假如伊藤博文主動找上門來“傳經送寶”呢？1898年戊戌變法，在康有為等維*人的積極運作下，下野後的伊藤博文來華遊歷，京師盛傳光緒皇帝要聘請這個外國人做客卿、當顧問。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御史楊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斥拱手讓人”。慈禧又驚又怒，如臨大敵，立即從頤和園匆匆趕回宮中，不但嚴格審查光緒會見時的問答底稿，還躲在勤政殿後秘密監控。光緒雖然話到嘴邊，可哪裡還敢亂說亂動，問了一些“貴侯於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廢話，十五分鐘便草草收場。伊藤博文字來盛讚中國變法之偉業，很想為中國做些事情，見此情景，心如明鏡，興致全無，失望而去。這位最瞭解李鴻章的老對手後來感嘆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象到的，要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