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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的錯誤判斷,對列強的不甚瞭解,每每導致“賠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權術制人,反而為人所制。既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也耽誤了戰備和時機。比如他早年就對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觀火,1874年底曾在奏摺中憂心忡忡地說,日本“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不斷激勵同僚“要當刻刻自強,便可相安無事”。然而正因沒有正確的外交思想,過分相信國際法和條約的約束力,他又對日本抱有“某種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鮮局勢破裂發動甲午戰爭時,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誼”或“誠意”,把國家的命運寄託於列強身上,沉湎於“萬國問日開釁之罪”和“俄人興兵逐倭”。
他哪裡知道,自己是在與虎謀皮。十九世紀的西方各列強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貪婪無比,慾壑難填,並不會無緣無故地為了維護“公理”而為弱小國家“仗義執言”的。比如他輕信“聯俄抗日”,讓狡猾的俄國人透過《*》獲得西伯利亞鐵路的築路權,迫使清政府租讓旅順口,黃遵憲嘆他“老來失計親豺虎”,真可謂一語中的。然而,一間關了幾千年的鐵屋子,猝然開啟,黃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讀著四書五經、兼愛非攻的李鴻章一下成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訪問時,德國大臣歡迎時說:“惟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親暱之中不無辛諷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強威逼下籤訂完空前悲慘的城下之盟《辛丑條約》,七十八歲的李鴻章伏在病榻上顫抖不止地給朝廷寫下最後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後總結:
臣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有轉機。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幾十年來的家國離亂,直到此時李鴻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有多麼重要!難以想象他即將告別人世時寫下“必多一次吃虧”時是怎樣的心情?在黃河岸邊的輝縣,從陝西迴鑾的路上讀到李鴻章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聲”。
大臣與首相的差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7)
§孤獨遠行的李鴻章
梁啟超說“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輩無數;中國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李鴻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啟超仍斷言“現今五十歲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無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員大多數都曾經留學或考察過歐美,是經驗豐富且足踏實地的實幹家。“維新三傑”更是家喻戶曉,成為維新啟蒙的精神導師。文相森有禮曾留學英美,是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歐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義是日本新產業政策的制定人。這樣“異體同心”的領導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張順利推行。明治維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時代的切實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統一的思想、統一的信仰、統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時代的人們,對於國家問題表現出強烈的熱情和關心,把國家的事情都當作自己的事情。國家精神、進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燒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維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著:《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日本明治精神結構》)。
反觀晚清,在面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朝廷大員仍黨同伐異,權衡官場得失,清流物議,飛短流長,惟恐李鴻章獨搶風頭。驕侈淫逸,權力慾極強的慈禧太后把持臨朝,因循*。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眾,“勵精圖治”。在舉朝渾噩的環境中,李鴻章猶如“鶴立雞群”,但卻孤掌難鳴;被日本人稱為“際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環境中,自然“水漲船高”,揚帆遠行。
那麼,假如伊藤博文主動找上門來“傳經送寶”呢?1898年戊戌變法,在康有為等維*人的積極運作下,下野後的伊藤博文來華遊歷,京師盛傳光緒皇帝要聘請這個外國人做客卿、當顧問。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御史楊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斥拱手讓人”。慈禧又驚又怒,如臨大敵,立即從頤和園匆匆趕回宮中,不但嚴格審查光緒會見時的問答底稿,還躲在勤政殿後秘密監控。光緒雖然話到嘴邊,可哪裡還敢亂說亂動,問了一些“貴侯於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廢話,十五分鐘便草草收場。伊藤博文字來盛讚中國變法之偉業,很想為中國做些事情,見此情景,心如明鏡,興致全無,失望而去。這位最瞭解李鴻章的老對手後來感嘆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象到的,要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