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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雙方應是不共戴天，恨不能將對方食肉寢皮（太平天國運動中敵對雙方報復手段之殘忍血腥，互相之間的詆譭謾罵，便是佐證），沒想到谷干城言談之間，對西鄉不但沒有辱罵輕慢，反而頗多敬畏。王韜記載：
中將曾有詩詠西鄉雲：“枉抗王師不顧身，多年功績委風塵。憐君末路違初志，春雨春風恨更新。”此吊西鄉之功而嘆其不終，二十八字中，有無限感慨。聞之日人，西鄉亦足為近代梟雄，維新之建，多資指臂；其晚節末路，倒行逆施，蓋有其不得已者。故論者略其跡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譭譽難分的悲劇英雄：洪秀全和西鄉隆盛（8）
來自敵人的尊敬是最大的榮耀。也許正是這種對西鄉頗多同情的“民心”，才促使政府必須用某種辦法為西鄉*。隨著對西鄉事蹟的深入瞭解，黃遵憲也一改正邪黑白之高調，不再囿於“忠臣逆子”的道德評判，將西鄉作為生不逢時的大英雄來歌詠，滿紙風雲之氣長歌當哭，慨然為西鄉招魂：“英雄萬事期一快，不復區區計成敗。長星勸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曠世才。”
如果以為日本人僅因“追念前功”而對西鄉隆盛“故論者略其跡而原其心”，那還是大錯特錯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大廈，建築得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堅實雄厚。
西村茂樹是日本明治初年啟蒙團體“明六社”的重要成員，在啟蒙運動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早在西鄉“謀反”的前兩年，他就發表了著名的《賊說》。西村論述道，日本古來稱與天子爭權威或與政府為敵者為“朝敵”，後世因為接受中國影響，方才給政敵冠“賊”之誣名。在西村看來，殺人越貨為害一方者才可稱為“賊”，至於“朝敵”，只是說明其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本身並不構成道德評判。若視“朝敵”為“賊”，則等於賦予政府絕對權威，拒絕任何來自民間的批評乃至挑戰。這對於一直奉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生動一課；而用來解釋西鄉的舉兵造反，則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論依據。
而更能代表當時日本知識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澤諭吉的一篇文章。西南戰役硝煙未散，福澤撰寫《丁丑公論》，直接針對的正是時人罵之以“國賊”的西鄉。福澤強調，“忠誠”與“叛逆”並不具有先天的絕對價值，若以政府權威不可侵犯為第一準則，則明治維新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也屬非法。應以是否“推進人民之幸福”為標準，衡量西鄉之舉兵，而不能只是斥責其反叛政府。福澤尖銳地批評今日之大罵“逆賊”者，假如西鄉成功，必定反過來為其高唱讚歌。說到底，“今日的所謂大義名分，無非只是默然順從政府而已”（丸山真男：《忠誠與叛逆》）
福澤洞若觀火，高瞻遠矚，針對當時日本引進西洋文明、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廉恥節義”之喪失，“抵抗精神”之日漸衰頹，深深佩服像西鄉那樣具有獨立精神且堅韌不拔的理想主義者。從發揚“民氣”、拯救“士魂”的角度，福澤甚至希望“出現第二個西鄉”。
是的，正如陳平原先生所說，將“民氣”與“士魂”的養成，置於一時一地政治決策之上，這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何對西鄉要“略其跡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設與守護。
西鄉隆盛對中國人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早在一百多年前，西鄉隆盛的事蹟已在中國大地人所熟知了，他給予無數仁人志士果敢無畏、前赴後繼的英勇決心。
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刻，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大公報》撰寫連載文章《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目睹國家的衰弱，民族的憂患，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他憑著一腔愛國熱血大聲向公眾宣傳“從容赴死主義”：
我們不應該把死看得那麼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更要死得從容些，大方些。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裡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輕幾千年，我們的祖國自然便不可侮了！
1898年的“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時，作為維新派主將的譚嗣同毅然選擇了以流血喚醒國人的道路，梁啟超奉勸譚嗣同逃往日本，譚嗣同告訴梁啟超：“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其弦外之音，乃是自己願作月照殺身成仁，而勉勵梁啟超能像西鄉隆盛一樣，最終完成維新事業。1899年，梁啟超在日本上野公園瞻拜西鄉隆盛的銅像，想起譚嗣同對他的期望重託，不禁熱淚湧流，力量倍增。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