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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這樣古老的傳統國家，尤其如此。作為旁觀者的美國人對此有著深刻的洞悉。同樣是《紐約時報》，早在報道光緒學英語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發表的一則述評，就一劍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國的癥結所在：《 “四書五經”維繫著清國靈魂》。作者清醒地認識到，不管歐洲人如何看待“四書”、“五經”，但它確實“比我們的基督教教義的範圍更加廣泛，而且在統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絕對的權威。”在四書五經的禁錮壓制之下，統治者對人民實行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壓制個性，抵制創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鎖下，中國人思想日益狹隘，死氣沉沉，喪失了開拓進取精神。美國人不禁感嘆道：
在人類智力發展的程序中，他們（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教條、最刻板的人。個人如此，整個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缺乏進取心，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漢民族的這種特性就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深入骨髓的。實在不應該是這樣啊！
當時全國通曉西學、銳意變法的人少得可憐。據嚴復估計維*與守舊黨是一與千之比，“且此黨之中，實能見西法所以然之故，而無所為而為者，不過數人。”至於廣大群眾，“知時事之危急者萬無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圖維之者，億兆無一焉。”即使號稱全國“最有朝氣”的湖南省，頑固勢力也相當強大，更何況其他各省。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光緒和清朝歷代皇帝一樣，骨子裡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學，把朱子之道視作無所不能的“聖賢之學”。他儘管對中西學都頗有興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宮牆，使光緒與世隔絕；毓慶宮的傳統說教，使光緒頭腦僵化。正如德齡所分析的那樣，在皇宮裡頭，“永遠不會有聰明的人。即使有，只要進去經過三五年，也會變得愚蠢起來。”他沒有機會像彼得大帝那樣出國遊歷，呼吸新鮮空氣，開闊視野增長才幹，在實際生活中學習外國的長處。正因為他長期脫離實際，輕視實踐，所以在面對風雲激盪、瞬息萬變的時代，他幾乎難以嗅到這種大變動的氣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儘管有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但卻存在根本性的侷限。他不但對於西學的認識瞭解僅止於表層，而在複雜尖銳的*中，在和慈禧的較量中也往往束手無策，處處被動挨打。
當中國人躲在世界的背後，對照陌生的影像膽怯地打量自己時，日本人已在歷史的鏡框前，勇敢地修整著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進思潮的道路上，中日兩國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龜兔賽跑。
其實，封閉落後並不只是大清國的專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與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觀和世界觀。清初來華的法國傳教士李明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寫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不是自稱具有才智，在這方面，最野蠻的人也自以為高過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歐洲人看成奴隸，並把荷蘭人看成在治理國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麼開明的人。”明治維新前，腐朽無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國一樣，同樣施行僵化鎖國的愚民政策，面對堆積如山的社會問題，與日俱增的內憂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壓制搪塞國內的改革呼聲。正當舉國上下一片歌舞昇平時，忽然傳來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訊息，這一巨大沖擊波震盪了日本。幾千年來，日本幾乎都在向中國學習，連中國都敗給了對手，那麼這樣的對手，何其強大！西方國家來勢之兇猛，武器之精良給日本人強烈的刺激，唇亡齒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憂慮與警惕。一批極具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把鴉片戰爭看作“天賜前鑑”，開始認真的反思。
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8）
1875年，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如同黑夜裡最嘹亮的一聲號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夢。他無情地指出，當日本還在流行陰陽五行之說的時候，西洋已經發現了六十個元素；日本還在以天文卜吉兇時，西洋已經制造了彗星曆，並進而研究了太陽太陰的實質；日本人認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時，西洋人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而且是轉動的；日本人認為本國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跡遍於全世界，到處開闢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遠比日本優越。總之，就目前日本情況而言，沒有一件可以向西洋誇口。值得誇耀的只有山水風景而已。
福澤不但認為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日本落後於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歐洲。“西洋各國人民智力充沛，有獨立自主精神，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平等的，處理事物是有條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