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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人只能到他們中去尋找，懷疑乃至絕望正是信仰的現代形態。相反，盲信與冷漠一樣，同屬精神上的自棄，是沒有信仰的表現。一個人為無意義而焦慮，他的靈魂的渴望並不因為喪失了神界的支援而平息，反而更加熾烈，這隻能說明存在著某種力量，那種力量比關於上帝的神學觀念更加強大，更加根本，因而並不因為上帝觀念的解體而動搖，是那種力量支配了他。所以，蒂利希說：“把無意義接受下來，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行為，這是一種信仰行為。”把信仰解釋為靈魂的一種狀態，而非頭腦裡的一種觀念，這是蒂利希的最發人深省的提示。事實上，靈魂狀態是最原初的信仰現象，一切宗教觀念包括上帝觀念都是由之派生的，是這個原初現象的詞不達意的自我表達。
當然，同樣的責備也適用於蒂利希所使用的“存在本身”這個概念。誠如他自己所說，本體論只能用類比的方式說話，因而永遠是詞不達意的。所有這類概念只是表達了一個信念，即宇宙必定具有某種精神本質，而不是一個完全盲目的過程。我們無法否認，古往今來，以那些最優秀的分子為代表，在人類中始終存在著一種精神性的渴望和追求。人身上發動這種渴望和追求的那個核心顯然不是肉體，也不是以求知為鵠的的理智，我們只能稱之為靈魂。我在此意義上相信靈魂的存在。進化論最多隻能解釋人的肉體和理智的起源，卻無法解釋靈魂的起源。即使人類精神在宇宙過程中只有極短暫的存在，它也不可能沒有來源。因此，關於宇宙精神本質的假設是唯一的選擇。這一假設永遠不能證實，但也永遠不能證偽。正因為如此，信仰總是一種冒險。也許，與那些世界征服者相比，精神探索者們是一些更大的冒險家，因為他們想得到的是比世界更寶貴更持久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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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的哲學（1）
一
奧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是一位活躍於前一個世紀之交的德國哲學家，生命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生活的意義與價值》（1908）這本小冊子裡，他對自己所建立的精神生活的哲學作了通俗扼要的解說。早在1920年，這本書已有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餘家菊的譯本。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萬以的譯本。奧伊肯的文風雖不艱澀卻略嫌枯燥，讀時不由得奇怪他何以能夠獲得190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他和柏格森的獲獎，倒是可以遙想當年生命哲學的風行。今日又臨世紀之交，生命哲學早已偃旗息鼓，但我覺得奧伊肯對精神生活問題的思考並沒有過時。
奧伊肯和尼采是同時代人，他比尼采晚出生兩年，一度還同在巴塞爾大學任教，不過他比尼采多活了許多年。他們所面對的和所想救治的是相同的時代疾患，即在基督教信仰崩潰和物質主義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義的喪失。他們也都試圖透過高揚人的精神性的內在生命力，來為人類尋找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他們的區別也許在於對這種內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學解釋，尼采歸結為權力意志，奧伊肯則訴諸某種宇宙生命，對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叛離有著程度上的不同。
處在自己的時代，奧伊肯最感憂慮的是物質成果與心靈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他指出，人們過分專一地投身於勞作，其結果會使我們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心靈。“現實主義文化”一方面只關心生活的外部狀態，忽視內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閉在狹隘的世俗範圍內，與廣闊的宇宙生活相隔絕，從而使現代人陷入了“社會生存情緒激奮而精神貧乏的瘋狂旋渦”。然而，奧伊肯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既不像叔本華那樣得出了厭世的結論，也不像尼采那樣把希望寄託在虛無縹緲的“超人”身上。他預言解決的希望就在現代人身上，其根據是：在精神的問題上，任何否定和不滿的背後都有著一種肯定和追求。“人的缺陷感本身豈不正是人的偉大的一個證明？”我們普遍對生活意義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了在我們的本性深處有一種尋求意義的內在衝動。既然一切可能的外部生活都不能令我們滿足，那就必定是由於我們的生活具有從直接環境所無法達到的深度。因此，現代人的不安超出了以往時代，反倒表明了現代人對精神生活有著更高的要求。
二
奧伊肯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現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義？他的解決方法並非直接告訴我們這一意義在何處，而是追問我們為何會感到失落。我們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著比任何時代更加豐裕的物質，卻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證明我們身上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