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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內在的精神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愛並不能消除這種孤獨，但正因為由己及人地領悟到了別人的孤獨，我們內心才會對別人充滿最誠摯的愛。我們在黑暗中並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聖路上，無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個聖地，因為我們無法向別人甚至向自己說清心中的聖地究竟是怎樣的。然而，同樣的朝聖熱情使我們相信，也許存在著同一個聖地。作為有靈魂的存在物，人的偉大和悲壯盡在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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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證明信仰
在尼采挑明“上帝死了”這個事實以後，信仰如何可能？這始終是困擾著現代關注靈魂生活的人們的一個難題。德裔美國哲學家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氣》（1952）一書便試圖解開這個難題。他的方法是改變以往用信仰解釋勇氣的思路，而用勇氣來解釋信仰。我把他的新思路概括成一句最直白的話，便是：有明確的宗教信仰並不證明有勇氣，相反，有精神追求的勇氣卻證明了有信仰。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一個人被信仰問題困擾——這當然只能發生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氣的人身上——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了。
蒂利希從分析現代人的焦慮著手。他所說的焦慮指存在性焦慮，而非精神分析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那種病理性焦慮。人是一種有限的存在物，這意味著人在自身中始終包含著非存在，而焦慮就是意識到非存在的威脅時的狀態。根據非存在威脅人的存在的方式，蒂利希把焦慮分為三種型別。一是非存在威脅人的本體上的存在，表現為對死亡和命運的焦慮。此種焦慮在古代末期佔上風。二是非存在威脅人的道德上的存在，表現為對譴責和罪過的焦慮。此種焦慮在中世紀末期佔上風。三是非存在威脅人在精神上的存在，表現為對無意義和空虛的焦慮。蒂利希認為，在現代，占主導地位的焦慮即這一型別。
如果說焦慮是自我面對非存在的威脅時的狀態，那麼，存在的勇氣就是自我不顧非存在的威脅而仍然肯定自己的存在。因此，勇氣與焦慮是屬於同一個自我的。現在的問題是，自我憑藉什麼敢於“不顧”，它肯定自己的存在的力量從何而來？
對於這個問題，存在主義的回答是，力量就來自自我，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上，自我是絕對自由的，又是絕對孤獨的，因而能夠也只能夠憑藉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蒂利希認為這個回答站不住腳，因為人是有限存在物，不可能具備這樣的力量。這個力量必定另有來源，蒂利希稱之為“存在本身”。是“存在本身”在透過我們肯定著它自己，反過來說，也是我們在透過自我肯定這一有勇氣的行為肯定著“存在本身”之力，而“不管我們是否認識到了這個力”。在此意義上，存在的勇氣即是信仰的表現，不過這個信仰不再是某種神學觀念，而是一種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支配時的狀態了。蒂利希把這種信仰稱作“絕對信仰”，並認為它已經超越了關於上帝的有神論觀點。
乍看起來，蒂利希的整個論證相當枯燥且有玩弄邏輯之嫌。“存在本身”當然不包含一絲一毫的非存在，否則就不成其為“存在本身”了。因此，唯有“存在本身”才具備對抗非存在的絕對力量。也因此，這種絕對力量無非來自這個概念的絕對抽象性質罷了。我們甚至可以把整個論證歸結為一個簡單的語言遊戲：某物肯定自己的存在等於存在透過某物肯定自己。然而，在這個語言遊戲之下好像還是隱藏著一點真正的內容。
自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的傳統是把人的生活分成兩個部分，即肉身生活和靈魂生活，兩者分別對應於人性中的動物性和神性。它們各有完全不同的來源，前者來自自然界，後者來自超自然的世界——神界。不管人們給這個神界冠以什麼名稱，是柏拉圖的“理念世界”，還是基督教的“上帝”，對它的信仰似乎都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神界，只有自然界，人的靈魂生活就失去了根據，對之便只能做出兩種解釋：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靈魂生活，人與別的動物沒有什麼兩樣，所謂靈魂生活只是人的幻覺和誤解；或者雖然有靈魂生活，但因為沒有來源而僅是自然界裡的一種孤立的現象，所以人的一切精神追求都是徒勞而絕望的。這正是近代以降隨著基督教信仰崩潰而出現的情況。我們的確看到，一方面，在世俗化潮流的席捲下，人們普遍對靈魂生活持冷漠的態度，另一方面，那些仍然重視靈魂生活的人則陷入了空前的苦悶之中。
蒂利希的用意無疑是要為後一種人打氣。在他看來，現代真正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