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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錄》，第二十八至三十頁）
這一記述，看起來好像有些混亂。那是指：當時赤星站在揚子江岸邊，屬下頭碼頭地區，但說中國軍民遭受日本海軍艦艇掃射的地方，卻在距那裡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下關碼頭”。從《活著計程車兵》一書引文中可以瞭解到，前一天在揚子江發生慘劇的地方，是在下關前面，然而據赤星所說，是在距下關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也有許多準備渡向對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艦艇的掃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慘命運。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關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幾萬市民的屍體是從那邊漂流過來的。據說，揚子江屍骨成堆，都埋在江邊，怎麼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
前面提到的、與赤星同屬第六師團的高城守一，也於—個四日為補給糧草去下關糧倉。當時，他曾在下關江面上和岸邊目擊了當時的慘狀，說是“非筆墨和言詞所能形容”、“遠遠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揚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頁）。
十二日，在渡江時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時，下關還未受到日本軍的攻擊。直到十五日還留在南京的《紐約時報》 記者蒂爾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一譯都亭——譯者）就十二日那天情況記載說：“數千名中國兵好容易走到下關，他們無疑想從江邊馬路旁用帆船渡過揚子江， 但大多數人驚恐萬狀， 溺死於江中。”（洞宮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頁）
第六師團的“戰鬥行動”
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東中山門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華門外雨花臺的屠殺行為這樣說：“此外，包圍城牆的部隊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兩千人，在雨花臺殺害了兩萬人”（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九至十頁）。所謂日本軍在雨花臺殺害了兩萬人，也許，毋寧應該看作是戰死的。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檢證一七○六），就這件事記述如下：“在南京即將陷落時，我方在雨花合地區的軍民兩、三萬人，在撤退時遭到了敵軍掃射，哀聲遍野，屍山高築，血流過脛，一片慘狀。”（《遠速》，五十八號，載前引書1，第一四三頁）
攻擊雨花臺的是第六師團和第一一四師團的左翼部隊。另一方面，第六師團步兵第四十五聯隊繞道南京城西側，掃蕩了揚子江地區。該師團長谷壽夫中將在其舊著《機密日俄戰史》出版後所發表的《軍情報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當時的“軍事行動”這樣說：“到處可遇到從南邊逃出來的萬餘敵人，我們予以重創，江岸全為屍體所覆蓋。”對此軍事行動，在參謀本部所編《支那事變陸戰史概要》中說：“十日，第六師團命部分聯隊從揚子江岸出發，向前進軍，同退卻的敵縱隊相遇，予以擊潰，十四日到達下關（南京北側的碼頭）”（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 《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第四二九頁）。這裡所說的“從南邊逃出來的萬餘敵人”和“退卻的敵縱隊”中，無疑混雜了一般市民，他們是從南京城西側諸城門和城北的挹江門外下關方面逃出來的。中國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揚子江岸邊潰逃的，但他們連帶一般市民，都在機槍掃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軍方面認為這種軍事行動是正當的戰鬥行為，但中國方面，認為它同在雨花臺掃射一樣，是集體屠殺。
汪良曾就這些地帶的市民被大量屠殺的問題，又向中國歸來者聯絡會的山岡繁告訴了兩件事。一件事是發生在下關上游的上新河地區的慘劇。他說：
這裡集中了約一萬五千個人，他們準備渡江，逃往揚子江上游。渡江後，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軍包圍了失去避難場所的難民，從三方面一齊進行射擊，並用汽油點火進行燒殺。許多人無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江水吞沒（前引《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十五頁）。
另一件事發生在附近江東河的木橋上。據說：
逃得暈頭轉向的難民，為了過橋，互相擠在這座橋上，致使木橋倒坍，橋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後面的難民源源不斷地向前湧來，也一個個落水，頃刻之間，河裡盡是人。日本軍追到這裡，一齊用機槍掃射，擊斃了三千人左右。這些人幾乎都是從城內逃出來的南京市民（前引書，第十四頁）。
城內掃蕩的慘狀
正如大家透過前面的敘述所瞭解的那樣，在進攻南京的最後階段，日本軍在城外的“戰鬥行動”，帶有極端的殘酷性。不久，中國兵放棄了對城門的守衛，從城牆上消失了。此後，衝入
